中心与边缘：“地方法制”及其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多重观念转换。首先要从国家制定法律的观念转换为社会生成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其次要把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从以法律制定为中心向法律实施为重点转换,地方在此事业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最后要摆脱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式,认识到地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单位,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中央机关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由此,才能深入理解"地方"与"法制"及地方法制研究的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地方法制的研究正在展开,地方法制相关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目前可以从四个视角来认识地方法制建设:中央与地方视角,突出地方作为法治国家组成部分的基础性地位;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视角,强调在立法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地方法制建设在新历史阶段的战略性角色;领导与合作视角,是对上级与下级视角的一种改造,强调中央在实现治理方式转型中对地方的依赖与互动关系;普遍与特殊视角,强调地方在遵守中央统一规范的同时,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

从非正式规范到地方法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规范补充供给路径的嬗变

社会规范可以大致划分为由国家供给的法律规范和由社会自发产生的非正式规范,其中属于法律规范的国家法制在法律规范乃至整体社会规范供给中逐渐占据了垄断地位,并且该垄断集中于中央层面,但由于集中于中央的国家法制存在过于抽象、滞后等缺陷,有必要从其他途径进行规范和补充。非正式规范虽然得到一时青睐,但是"乡土社会"正在消失,中国现代社会逐渐失去非正式规范普遍发展的条件。而地方法制却既能弥补中央层面国家法制的缺陷,又同样身为法律规范,适合为"转型社会"丛生的"外部性"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如果经过实质性和程序性的完善,可以成为中国法制最为得力的补充。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责任主体研究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对于责任主体的确定、责任的归属、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借鉴国外根据"运行支配权和运行利益享有"两个方面(俗称"二元论")来确定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的理论作为指导,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法治社会视野下的公众法治意识实证研究

公众法治意识是一种尊崇法律、信仰法治的社会意识,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法治社会的整体性视野,可以构建出公众法治意识"三构成要素""三主观原因"和"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这个框架对粤港澳大湾区A市居民展开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包括:年龄、职业等个人特征对法治意识可能的影响;与政府或法院打交道经历对于法治意识的多样性影响;与法治相关的抽象理念对于法治意识的提升作用及提升机制;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紧急状态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这些发现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启发,并具有进一步深化的研究空间。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急预算法制化研究

当国家遭遇各类突发事件之时,需要坚实的公共财政保障,而这又有赖于完备的应急预算,因此,应急预算法制是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基本法制要件。比较美国和日本,我国当前各级政府应急预算法制粗疏模糊,在《预算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急需针对应急预备费的提留管理、应对突发事件之特别预算的创设构造、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急预算的分配编制等关键性问题尽早进行立法安排,从而为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今后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可行可靠的应急预算法制化供给。

转型时期人格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与推进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持续攀升。现行刑法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所来的新问题。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肩负着为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提供支撑的艰巨任务。在法律制度处于转轨阶段,我国应当将人格理论引入刑法的适用,在定罪、量刑、行刑各阶段充分重视和考虑人格因素。倘若如此,许霆案件量刑畸重的结果则可以避免。从长期趋势来看,向人格刑法理论方向推进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知识产权评估基础理论解析

知识产权评估"价值说"与"价格说"之间在评估的表征层面是可以通约的,但应紧紧抓住使用价值这一条主线。知识不是商品,知识产权评估对象是知识的支配、利用和控制权。从知识作为产品的层面来说,创造不属于劳动价值理论中创造价值的劳动。知识产权是通过"知识的产出"而体现其价值的,但知识产权的价值来源不能脱离于产品和服务之外而独立存在。知识产权评估结论只能是建立在相关市场运营的仿真结果上。

“在地治理原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义

当代中国治理面临着诸多复杂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此提出了诸多要求,辅助性原则对此提供了丰富的启示。辅助性原则的核心要求是权力要"自下而上"地配置和行使,"尽可能在贴近公民的基层决策"。对辅助性原则的核心内涵,应予以强调并重点阐发,这一内涵宜称为"在地治理原理"。"在地治理原理"的内涵:公民、个人与其他自然单位在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决策权优先向治理事务所在的层次(尤其是基层)配置;下级治理单位之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意味着,相对于纵向治理关系中的各类上级,公民个人、基层政权、下级机关之治理作用更应当受到重视,各层级有效作用之发挥才能使政府内外各治理层级形成整体合力,实现善治。"在地治理原理"对当代中国治理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论搜索引擎提供链接行为的侵权界定

重点讨论搜索引擎提供链接行为的侵权界定标准,探究链接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主张用"服务器标准"界定行为是否为直接侵权,间接侵权的认定主要考察帮助侵权中主观过错的要件。提供链接行为为直接侵权或间接侵权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举证责任变换和适用法律的不同。

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法律制度探究

政府介入权是确保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合理、有效转化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具体法律实践中,政府介入权却面临着概念解释模糊、执行程序冗长、实施效果不佳的质疑。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具有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但是为了避免政府介入权的恣意,相关制度设计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满足介入权法定、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正义三个原则。从法治高度审视我国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存在介入主体不明、介入事由模糊以及介入程序缺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明确介入权行使的主体要件;细化项目资助单位认为有必要或依合法申请,启动政府介入权的条件;同时,应增加介入权行使的程序规范和救济机制。

外观设计专利的后续保护及其限制

外观设计在专利失效后可能面临著作权、商标权、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的多重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已经认可了外观设计的多重保护,并且多重保护并不妨碍竞争,招致诉讼。然而,不能无限扩大权利保护冲突的范围,应当在有限的权利空间下对权利冲突进行调和。具体而言,著作权的保护应当被排斥在以原有外观设计专利权使用的形式之外,仅在单纯的著作权意义上使用才能形成有效抗辩。商标权的保护以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保护为主,并严格限制在同类保护情形下。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的保护应当合理排除功能性包装装潢的使用。

人格刑法理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借鉴与启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人本"为特征的人格刑法理论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消除"重刑主义"的影响,真正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且对大力推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人格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启示主要是:在制定刑事政策时我们应当反省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重视刑罚的人道性;实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努力。

“民工荒”的法律透视——立足广东的考察

"民工荒"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法律角度看,"民工荒"现象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农民工权利保护缺失的问题,"民工荒"实质上是一种"权利荒"。解决"民工荒"问题必须从完善农民工权利保护机制着手,需要在制度建设、政府行政、社会组织、司法保护等方面全方位的开展工作。应当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对我国农民工权利进行特殊保护。

论法律概念与法学概念的区别

现行《法理学》知识体系一般以法律要素框架来安置法律概念,这一处理方式尚缺乏完备性。需要区别法律概念与法学概念,二者在指称对象、作用方式、思维层次和存在场域等方面均有不同。法律概念指称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法学概念则指称法律概念世界;法律概念规范着人们的权利义务,法学概念则调整着法律世界中各种概念间的关系;法律科学的思维直接面对现实世界,法学概念则更具抽象性,它主要指向法律世界;法律概念存在于实在法所代表的法律世界中,法学概念则存在于理论化的法律科学中。各种不同的法学流派在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上有着根本差异,这两类概念之间存在着或相对应或不相对应的情况。区分这两类概念在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

“法治政府”的主观面向--以广东省青年人群社会调查为例

以"政府满意度"为形式的法治政府主观评价,既是法治政府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了解"法治政府"与公众相关各主观感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理解法治的内涵并因地制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对广东省青年人群的社会调查表明:受访者对于当地政府法治水平的感受与性别、年龄段、学历和当地社会治理水平均有关系;与受访者和政府部门在具体个案中打交道的经历也有关系;受访者在各具体方面的感受对于政府法治整体感受也存在不同的影响。关注法治政府的主观面向,是因为法治政府相关情况会影响人们的主观感受,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主观感受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构成了制度起作用的深层机理。就研究方法而言,还必须注意局部经验与普遍规律的关系、主观感受与客观标准的关系。

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角色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营商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广泛的关注。在营商环境建设中,政府不但承担重要任务,更要实现角色根本转变,即从过去直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动、积极、强势的“经济人”角色,向更为中立、公正的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威角色转变,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政府角色的重大转型和政府权威形象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转变的具体要求是:确立有限政府目标,停止“经济人”式的政府行为;将发展权利赋权社会,释放社会主体的自由发展权利;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竞争与创新提供基础性的兜底保障。

论规范逻辑进程中的法律概念

法律关系之发展是一个规范逻辑进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强制等各法律概念在此进程中依次出现。在法律关系进程中先后出现的法律概念之关系具有不同特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具有“对待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之间具有“递进性”,法律制裁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它与法律责任之间具有“特殊性”,它具体体现着“惩罚性”与“强制性”的特点。法律概念有多种,在法律规范逻辑发展进程中的法律概念主要是表达主体之法律状态与法律能力类的概念,它的内涵包括原权利所负载或指向的实体内容要素、从权利所唤醒与启动的形式力量要素、由规范域向事实域的实际行为要素。

紧急时期的美国宪法解释

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涉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宪法依然有效,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比常态下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摒弃了遵循先例的普通法传统,自由裁量着政府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涉及的诸多敏感宪法争议,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紧急法制观的保守化转型,揭示了非常时期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

对广东地下“六合彩”的法经济学分析——从投机转向纯消费之考察

上世纪末在广东粤东区兴起的地下"六合彩"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地下"六合彩"活动给社会造成不良甚至恶劣的影响。依据经济学原理,彩民们似乎从投机行为转向纯消费行为,但是庄家的逐利性使其不断推出新玩法,推迟了原有的彩民从投机转向纯消费的过渡,而且"六合彩"有向全国各地蔓延的趋势。因此,地下"六合彩"的投机转向纯消费只是缓慢的、局部的,所以,通过多种途径预防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和依法打击地下"六合彩"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