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碳汇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

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量大面广的大学校园既是亟需减碳的公共建筑组团类型又是科研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应该在碳减排的研究和行动方面做出表率。研究采用样地实测调查法,以华南理工大学三个校区为例,探讨大学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受到亚热带地区温和湿润气候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能力在全球大学校园中处于较高水平,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和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的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能力也处于中上水平;(2)校园绿地碳汇能力要低于自然生态绿地和公园绿地,但是高于一般城市绿地。对于历史年代悠久的老旧校园,在城市中可以充分发挥碳库的作用,对于新建的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而言,基于实地调研发现,校园绿地的观赏与使用功能使得绿化的种植密度处于较低水平,这导致了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较低的固碳效益水平;(3)在校园规划设计中,不同校园规划空间布局形式可以结合校园景观设计,打造高固碳效益的碳汇空间;(4)校园绿地碳汇固碳效益主要与校园绿地的植被群落类型及相应的面积相关,由于校园用地紧张,大量增加或改造校园绿地面积的可能性很小,新增绿地应该结合校园景观设计,充分利用建筑第五立面、校园边角料等空地,适当增加带状、分散式的绿地,建立立体、网络化的绿地骨架,有效提升校园碳汇总量。

华南东江流域乡村建筑遗产保护:困境与出路

文章以华南东江流域的乡村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以及名录外的遗产进行对比研究,从数量、特征、保护现状等多个方面开展分析,针对保护级别较低和未被列入保护名录的遗产对象,指出东江流域乡村建筑遗产保护中存在价值判断与保护政策的逻辑悖论、制度惯性下产权边界的约束,以及经济投入与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三个维度的困境,并揭示了这些困境的形成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拓展遗产名录,增加“乡村历史建筑片区”保护层级,优化宅基地制度等改善路径与建议。

夏热冬暖地区公共建筑的高大中庭气候适应性设计——以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为例

围绕夏热冬暖地区高大中庭的能耗与室内环境等问题,通过分析高大中庭的空间特征,挖掘其气候适应性设计的关键点,从中庭开启界面设计和季节性调控两方面入手,归纳该气候区高大中庭的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研究在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中庭中应用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分析不同风速下室内热舒适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采用CFD数字软件对不同中庭开启界面的方案进行自然通风模拟,确定高大中庭通风口布置方案与自然通风调控方式。最终使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中庭充分利用过渡季的自然适宜气候,从而大幅降低了运行能耗,并营造出更为健康的室内环境。

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设计研究——以黄屋大戏院修缮实践为例

乡村历史建筑见证着村落的发展,承载着村民的记忆,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既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村民期望所求。针对乡村历史建筑功能出现衰退、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实践操作缺乏理论指导、公众保护意识淡薄和参与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总结归纳诸多具体案例和设计团队的实践经验,从关注历史建筑本身拓展到关注建筑使用者的需求并将其融入乡村发展规划,提出旧材复用、大材小用、可复原、地域性、公众参与和修旧如故6项原则,从功能、体量、材料、技术4个方面建立保护与更新设计方法,并对广州市第六批历史建筑——黄屋大戏院进行实践设计,以期为乡村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声学要求之比较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由一系列标准组成,建筑必须满足这些标准。绿色建筑提供更好室内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声学方面。对8个新建非居住建筑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声学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考察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如何评估声学性能及对声学的重视程度。比较研究的重点包括用于评估环境质量的声学指标、项目获得认证和认可的途径及每个评价体系对声学的重视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绿色评价体系能够满足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所有潜在声学设计要求,许多体系忽略了对声学质量有贡献的重要参数,有些评价体系使用实验室测试参数而非现场测试参数,可以规避潜在的声学设计要求,从而将损害建筑的整体质量;所有评价体系都需要提交某种形式的初始设计文件,BREEANM、WELL和CASBEE要求竣工声学测试,WELL和Green Mark要求由公认的第三方进行强制性使用后调查;评价体系中的声学权重值低于声学舒适性对使用者的重要性,一半的评价体系中没有最低声学设计要求,WELL最重视声学要求,声学的权重值为10.91%,奇怪的是,LEED作为最大、最受重视的绿色评价体系之一,只对声学采纳了0.91%的权重。虽然中国ASGB中声学分值在评分项和加分项中的权重为4%,但是由于声学要求比其它评价体系低,声学在绿色建筑中的重视程度依然需要提高。

基于遗产价值的潮汕地区三山国王庙建筑空间特征探析

潮汕地区三山国王庙遗存众多,保存完整,极具地方特色,是潮汕地区建筑遗产保护的具体物质空间。潮汕三山国王庙在满足信仰祭祀功能需求的同时,深刻体现了地域环境、地方风俗及民众日常情感等地方特色。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考察,从空间形态、空间构造、空间装饰等方面对三山国王庙空间特征展开研究,通过对其选址、布局、大木构架及装饰等特征及价值要素梳理归纳,进一步解读了潮汕三山国王庙空间中蕴含的的自然地理人文的融合适应、营建智慧的具体呈现,以及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地方化延续等遗产价值,为三山国王庙建筑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湿热地区建筑能耗模拟气象年开发及参数影响

气象年数据是建筑能耗模拟的基础参数。基于10年期城市气象站逐时实测数据制作了湿热地区代表城市广州和西沙的测试参考年(TRY),并通过模拟验证了具有较好的长期代表性。在TRY基础上通过气象参数偏移形成对比模型组,评估各气象要素对建筑能耗的影响权重,结果表明空气温度和太阳辐射对建筑能耗有主导影响,对广州相对影响权重全年均值(IFw.mean)分别为44.81%和40.62%,对西沙相应值为28.70%和57.11%;相对湿度影响具有季节性,对广州和西沙IFw.mean分别为11.30%和8.98%;风速影响对广州不明显,对西沙则有一定幅度提高,IFw.mean分别为3.28%和5.21%。为湿热地区的建筑能耗模拟提供了气象数据支持,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参考。

湿热地区中小学外部空间设计实践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为例

地域的气候条件、场地的布局以及建筑的设计理念,都是影响建筑外围空间环境的核心要素。营造一个宜人的微气候环境始终是建筑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1],改善校园的微气候环境可以提升整个校园的舒适度[2]。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为研究对象,运用计算机模拟场地环境,旨在对场地布局、建筑的外部空间布局以及围护结构的细节部分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从而打造一个宜人的校园外部空间环境,既能节能减碳,又能提高师生在校园外部空间的舒适度。

北海道鲱鱼渔场建筑的谱系——海洋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建筑空间及其近代化

聚焦日本北海道鲱鱼渔场建筑的结构特征,从历史与环境变迁的交叠对其表现形式进行解读,并梳理其谱系。以18个鲱鱼渔场建筑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研究将代表性建筑形式分为5类:19世纪的“运上屋”和“渔家”,以及20世纪前后的“番屋建筑”“积丹式民家”和“仕込屋”。通过各建筑类型的空间特点总结出两条谱系——从运上屋到仕込屋的谱系,以及从渔家到番屋建筑的谱系——由此论证鲱鱼渔场建筑在19世纪上半叶从日本传统民居派生形成,并在20世纪向渔业生产的功能空间转变的发展脉络;此外,从木构建筑文化的视角来看,南部硕大粗犷的梁柱结构以及北部屋架的抗风雪性能和顶梁柱形式是其突出特征。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包括:渔场建筑群整体的产业空间特征,以及日本东北与北海道地区的木构文化传播。

岭南古典园林中“繁复”与“绚丽”的建筑装饰风格研究

岭南独特的自然条件、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塑造了岭南古典园林“繁复”与“绚丽”的建筑装饰风格,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审美体系中“出水芙蓉”和“错彩镂金”两种审美取向,解析岭南古典园林的审美内核,进而总结出岭南古典园林建筑装饰风格的审美属性是以其自然适应性为基础,以社会适应性为内容规范和以人文适应性为指向,并通过色彩装饰、塑形装饰表现出来。最后在岭南传统园林酒家--泮溪酒家的保护更新中进一步论证岭南古典园林的建筑装饰风格,以期抛砖引玉为后续岭南古典园林的研究提供参考线索。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和实践进展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3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城乡规划领域的经典议题。以广州市为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人群画像数据等,聚焦城市内部各街区,通过对居住空间类型与社会群体分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关联分析,深入探究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及现存问题,进而提出城市社会空间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调控策略。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心城区在居住空间类型方面以商品房街区和城中村街区为主,老旧街区占比较小,呈现出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且三类街区的居民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消费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差异显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在不同社会群体及三类街区之间亦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在城市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房地产发展的共同影响下,广州市中心城区呈现出“圈层+斑块”的社会空间结构。为缓解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出现的社会空间维度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从可负担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两方面提出相关调控策略,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前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023年10月13日,王世福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组织第十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并邀请来自规划、海洋、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海洋城市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及空间规划创新需要。在凝练与会嘉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笔谈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期望为未来海洋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王世福认为对于我国海洋城市建设而言,立足港城关系的规划和注重海陆统筹的战略,有助于在全局视角上认识和响应从港口大国到海洋强国的战略跃升。王兴平等提出建设海洋城市组群是内陆城市经略海洋的重要方式,港口城市与腹地陆域中心城市可通过交通设施网络、多种“流要素”、区域涉海功能与跨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的一体化措施构建联系密切且分工合理的海洋功能圈。马向明认为海洋城市战略不应仅局限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从促进海陆文明交流融合的视角出发,积极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综合创新功能。海洋城市空间规划应强调陆海功能协调性,从而保证海洋城市健康发展。陈天结合海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统筹与修复、沿海城市防灾韧性体系构建和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沿海城市品质提升三方面,提出沿海高密度城市防灾韧性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实施路径。王建军系统论述目前海洋城市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并从四个层次梳理当前海洋城市战略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开展陆海资源全要素综合调查与评价、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城市发展格局、做好向海而强的资源要素保障以及在更广阔的深远海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文超祥等以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提出科学谋划境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并结合我国沿海各省市开展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总结出:处理好陆域与海域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谋划好陆海发展的战略空间。郑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新港城对推动大湾区海洋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提出在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推动港口与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推进大湾区新港城建设,实现海洋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赵渺希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区域化趋势日渐发展,应把握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近岸化趋势,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原理,并进一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厘清大湾区的全球网络链接机制、解析大湾区区域网络协同机制、大湾区双循环网络发展的规划响应。程遥认为陆海统筹规划是一个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系统问题,且最终将落实到陆域的功能与设施规划建设上。陆海统筹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陆海域、邻域、海岸带三个层面对应的规划层次、内容、深度应该是差异化的,并且海域应建立相较陆域更系统的跨界规划管控体系和更严格的传导体系。邓昭华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可施行“以陆促港”策略,从“港产联动”以固港、“两丝枢纽”以稳港、集聚资源以强港三方面拓展港口腹地纵深,助力港口实现其陆域的现代化,并通过技术输出助力当地工业化与扩大港群布局稳固其腹地根基。郭海认为我国应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理论,以海洋作为中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海港作为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并提出需处理好贸易与军事、国家利益与系统利益、外交功能与经贸功能之间的三对矛盾。刘铮认为海洋城市相关规划具有明显的创新型规划特征,提出应进一步开展海洋城市规划创新并实现对创新目标的制度安排,且需从连通性、支撑性、撬动性三方面思考规划创新的突破点,激活海洋城市战略支点作用。

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空间分布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是保障城乡物资双向流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综合使用多源空间数据和空间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索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在空间分布演变方面,城市外围地区农村物流设施从单核转向多核,具有圈层化、等级化特征,与广州市空间发展方向和空间格局相一致,最外围地区物流设施建设短板突出;受村级设施分布变化影响,物流设施集聚性呈现“增强—减弱—增强”的波动。影响因素方面,人口因素、交通因素和工业因素对物流设施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因素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区位因素对其无明显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丰富对农村物流设施分布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城市尺度的农村物流设施的布局优化和支撑要素的建设等提供参考。

迈向“共治”: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评述

城市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载体,而且是多元主体紧密互动的枢纽平台。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社区建设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模式及结构近年来经历较大转变,基于多元主体协商的“共治”模式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通过梳理国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文献,从内涵演变、主体关系、模式演变、制度结构等4个维度,识别了社区治理在中国语境的概念化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社区治理各行动主体间关系体现了从“一元结构”向“多元共治”的转变,相关研究内容与近20年中国社区发展政策及制度体系的变迁紧密相关,体现为政府统筹建设、多元主体分化、数智精细治理3个发展阶段。最后,在本土化理论创新、跨学科视角转向、技术化综合应用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TOD导向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区用地绩效评价——以广州若干地铁站区为例

为推动TOD的本土化实践,聚焦于现有的地铁站区用地成果,应用用地绩效评价分析框架并结合TOD用地原则,构建TOD导向下的站区用地“强度—结构—价值”三维绩效评价体系,同时采用改进的TOPSIS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广州若干地铁站区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案例站区的TOD用地绩效水平,并从中总结TOD用地实践的积极经验。结果表明,部分案例站区已具有一定的TOD用地特征,尤其在用地结构、价值等维度上表现出良好水平,汲取相关成熟经验对于TOD的本土化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也需正视传统用地强度模式与TOD理念间的冲突、用地结构的优化与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协调等重点问题。

城市更新中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的形成机制与破解之道

面向存量的城市更新在整合协调多元产权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形成更新改造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困局,使得城市更新推进缓慢,公共利益受损。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是少数业主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多数业主的“搭便车”行为所共同造成的。而地方政府急于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开发商为缩短资金回笼周期,进而导致二者被“钉子户”所把持,最终或以公共利益补偿“钉子户”的漫天要价,或延缓整个更新项目推进。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的破解首先是完善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明确改造规则,形成更新改造自主申请市场。其次在于提高社区治理能力,鼓励基层民主形成业主利益共同体,依托业主群体内部丰富的社会资本制约“钉子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完善城市更新立法工作,明确城市更新中征收权的应用细则。

产业导向的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技术路径——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

在“去房地产化”的现实背景下,以往房地产导向的拆除重整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可持续,需探索融合产业发展和拆整结合的改造模式。基于对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提出当前城中村改造需转向“以地兴产”的产业导向逻辑。不同于房地产逻辑下的“大拆大建”,产业导向的城中村改造需探索“保留+改造+拆除”结合的改造模式,以“控制改造成本、聚焦产业发展、倡导混合用地、提升空间质量”为理念。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探索产业导向的利益统筹格局、面向产业需求的空间规划策略、以“村集体+国企”为核心的合作模式。

集体建设用地新政下的城中村复兴模式探讨——以华工-伯克利“黄埔新溪国际城市设计工作坊”为例

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7年联合印发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为解决当前城中村改造模式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机遇。文章以华工-伯克利“黄埔新溪国际城市设计工作坊”为例,分析现有城中村改造模式面对的挑战;在城市设计方案中结合“试点方案”创新方向,提出以社区复兴和社区融合为导向的城中村改造目标;探讨“收益转移的改造策略、渐进过渡的改造步骤”等有助于村民、租户、企业、政府等相关群体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均衡的实施手段。

华南民居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当代的传承创新

以华南理工大学为核心研究力量的华南民居研究团队,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对中国民居建筑进行基础性研究,历经90余载的持续探索,倡导建立了民居建筑学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民居研究方向,建立了稳定的民居研究队伍,取得了丰硕的民居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文章回顾华南民居研究发展历程,梳理近十余年来华南民居学术群体在跨学科多元研究方向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包括民居与民系聚落、民居与文化线路、民居与文化地理、民居与环境景观、民居与审美文化、民居与修缮技术、民居与传承应用、民居与数字技术等内容,以期为推动中国民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