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学科属性之问——知识产权交叉学科之否定的思辨

知识产权的学科性质至今没有定论,而现有分析缺少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关注。知识产权作为新型财产,首先需要法律确认其权利边界,因此进入法学学科也就顺理成章。学科交叉以多学科知识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却不改变问题的法学性质,也未产生各学科的渗透融合。现有知识体系下,知识产权不满足建设交叉学科的要求。此外,以人才需求倒推学科性质混淆了学科与专业、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关系,复合型人才应由高校与社会共同培养。

知识产权合理性再解读——以马克思劳动观、私有财产观和技术观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个体的劳动只有在社会和通过社会才能实现其价值,私有产权的合理性是暂时而不是永恒的,而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乃在于实现人类的进步、自由及解放。马克思的劳动观、私有财产观和技术观所隐含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辩证统一思想,一方面证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知识产权限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昭示着知识产权应当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一种私权。在知识产权日趋权利膨胀的今天,在知识产权合理性不断受到拷问的当代,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可为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和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进路。

多维视角下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运行实证研究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经历了一段试点探索时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制度平稳落地。从数量分布、质量水平、许可条件和交易状况四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试点开放许可专利总量高达11733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省份、高校专利和发明专利,数量受政策影响变化较大;专利整体质量水平正常,预估高质量专利约占10%;开放许可条件多元化,19.3%的专利将许可范围限制到本省甚至市县,许可期限集中在4年以内,许可费支付方式以付费为主免费为辅;达成许可交易的1319件专利主要是免费的高校专利。建议未来做如下优化:开放许可声明不限定许可期限,引入灵活的混合定价模式,基于专利的基础性、通用性和成熟度以及交易双方的意图,引导和鼓励市场需要的专利实施开放许可。

网络平台内容审查的制度逻辑与路径优化

立足于网络内容治理的认知共识、智能审查的技术把关和网络平台的权力崛起,网络平台内容审查成为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但在实践中,平台内容审查面临具体判断的标准分歧,智能技术误判所致的高责任风险,以及借助协议和技术对用户实施隐性规训的异化倾向,偏离网络平台内容审查制度的设立初衷。为此,应当回归内容审查的逻辑起点,从共识弥合、技术容错和平台权力监督三方面优化网络平台内容审查制度,统筹网络内容生态执法格局,弥合内容审查标准分歧;合理界定网络平台处罚的发现标准,保留技术容错空间;明晰平台内容自治的边界,完善平台权力监督,寻求平台经济与内容治理共生发展。

爬虫技术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的关系

【目的】研究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区别与联系,在实现数据法益刑法保护的同时,让其与传统罪名良好衔接。【方法】通过对爬虫技术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著作权犯罪以及涉及两罪的相关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两罪保护的法益与其实行行为的差异,进而研究两罪关系。【结果】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不是非A即B的关系。【结论】将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区分是必然的,但不应将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排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可以数罪并罚。

简论游戏账号的权属认定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游戏的游戏用户数量激增,涉及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纠纷随之增加,对游戏账号的权属认定也愈发受到关注。通过游戏账号分类及特点、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和游戏账号的权利归属等方面的论述。本文认为,单机游戏账号与网络游戏账号都应当归属于游戏用户,才更有利于游戏用户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游戏发行平台或游戏运营商则具有对游戏账号的必要管理权利。

同人创作的改编权侵权问题研究——由金庸诉江南案引出

近年来,同人创作的改编行为和类型迅速发展,对著作权法的适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通过金庸诉江南一案,可提炼出普适性思路和抽象规则予以应对个案裁判,同人创作落入改编权规制的首要条件是改编创作具有独创性能够产生新作品,而惯用传统作品的思想表达界限判断原作品的保护与同人作品的侵权恐不再适宜。当原作品的可具体元素集合已经构成作品的核心“骨架”而脱离思想存在,应视集合整体为独创性表达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由于同人创作的创作空间在客观上受限而小于传统创作,故在侵权对比时务必考量各类型同人作品各自的特有表现形式以及创作方式,对原作品独创性元素集合的使用在客观实现、具体取舍、偏好、使用转化等方面的影响。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协同性研究

以2010-2015年初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51份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目的 -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分析了三维之间及政策群之间的协同状况。

基于专利商业化困境的政策分析

结合我国学者对专利商业化困境的研究,得出技术因素、市场因素、服务因素、制度因素是制约我国专利商业化的主要因素。将专利商业化政策工具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大类,收集我国1994—2015年颁布的有关专利商业化的40份政策文本,根据专利商业化政策工具指标体系对40份政策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专利商业化政策的相关建议。

政策工具维度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从政策工具角度出发,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即政策工具维度(包括供给、需求、环境面政策工具)、创新驱动主体维度(包括政府、企业、高校与研发机构、中介组织)、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维度(包括基础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化与商业化3个阶段)。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为例,运用政策分析工具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论大数据的商业秘密保护——以新浪微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案为视角

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反映出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对数据信息的占有、使用日益重视,对大数据的法律保护亟待加强。通过分析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可以得出,在当前我国保护大数据的三条路径中,商业秘密保护具有规则明确、保护力度强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秘密性认定不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的不足。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我国法律应当明确来自公共领域的大数据在特定情形下具有秘密性,同时明确在权利人证明双方信息构成实质性相同且被诉侵权人有接触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合理机会时,由被诉侵权人承担不侵权的举证责任。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研究

《公司法》自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后,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公司的股东不必实际缴足注册资本,只需承诺在章程中记载的出资期限内缴纳。认缴登记后,股东即享有股权,公司则对认缴的股东享有债权。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公司正常运转时,该法定利益应受保护。但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却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矛盾突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不断。2019年最高院颁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认了可以支持诉讼加速到期的两种特殊情形。但目前该问题尚未得到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回应,也无具体适用规则。若要避免认缴制被滥用、合理解决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还需在《九民纪要》裁判规则的指引上进一步探讨更加完善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

浅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商业银行民营化改革不断深入。商业银行作为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关系着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当商业银行因经营失败被迫退出市场时,因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商业银行顺利退出,确保存款人的权益得到最大化的保障,则容易发生"挤兑"风潮,诱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文章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进行讨论,分析商业银行破产清算过程中,存款人的债权分配应当如何规定才能保证清偿顺序的公平与合理。

专利侵权行为刑法规制可能性研究

随着积极刑法立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以及刑事立法正在实现由结果主义向预防主义的转变,将专利权置于法益视角下,对专利侵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符合入罪原则的逻辑证成、适应“三审合一”的体系建构,同时也符合TRIPS协定对于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的开放性态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强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多数非罪化旧论难能经得住质疑和理论检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TRIPS协定缔约国相继提高了专利侵权罪法定刑标准。我国刑法的“假冒专利罪”已有与专利保护现状脱节之嫌,宜将其修改为“专利侵权罪”,以期同时涵盖假冒专利和非法实施专利的犯罪行为,并规定为自诉犯罪,在积极的责任要素方面限于故意。

我国刑法应当坚持实质解释立场

刑法的适用过程离不开法律解释,在刑法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诸如文义解释、历史解释、逻辑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基于不同方法的功效不同,需要法律人基于一定的解释学立场来恰当的运用相应的解释方法解决法律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不断探讨形式解释立场和实质解释立场的优劣。本文旨在从历史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漏洞填补的需要、个案公正的需求等角度来论证实质解释的重要性,借以阐释我国刑法在实践中应当立足于实质解释立场这一观点。

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分析与建议

历史文化街区记载着一方土地历史人文的变化,对其开发保护要结合新时代发展理念,构建良性的保护与开发机制。本文从历史文化街区具备的功能属性出发,在分析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投资者责任:促成过错与理性投资者标准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责任被动地以投资者对东道国的请求为前提,并表现为东道国责任减免的消极形式。这广泛依赖促成过错理论和理性投资者标准。前者只适用于责任或赔偿数额的确定,构成要件包括投资者因被申请方违法行为遭受损害、投资者有不当行为且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并对损害有实质且重要的促成作用;后者根源于理性人标准,其既是判定投资者过错和合理期待的标准,也影响仲裁庭管辖权和仲裁请求准入性。现有投资者责任的仲裁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基本概念和因果关系要件的理解存在偏差,需要后续由仲裁庭进行澄清或在国际投资条约中作出界定;第二,投资者行为标准过于原则化,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纳入理性投资者标准的具体化要求,允许仲裁庭采用缔约方公认的跨国投资规制相关的公约和标准作为合理性标准;第三,投资者责任认定结果有不确定性,需要国际投资条约提供裁量指引,可建立与投资者不当行为严重性相匹配的结构化责任,并根据缔约方的规范需要对特定类型的投资者过错采用相对固定的责任分摊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