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评价实证研究——以2017年广东省为例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意味着三者相向同步而行。基于"以评促建"的科学原理与管理惯性,从比较的视角,分别构建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法治政府评价与法治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运用于2017年度广东省的实证评价中,结果表明:全省法治政府年度均值为78.51,法治社会年度均值为75.20,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步性不足。推动法治一体建设,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针对重大行政决策、政府立法、政务公开、公众法律意识、公正司法等"短板"指标,着力提高公众满意度,以改革与法治"两翼双轮"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三位一体”法治建设背景下的法治社会评价体系构建

法治评价是"可量化的正义",通过评价赋予法治生命力,推进法治建设。基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宏观部署,法治社会评价具有特殊意义。围绕"为什么要评价→谁来评价→评价谁→评价什么→如何评价"的逻辑思路,构建法治社会评价体系,核心在于厘清关联主体的权责关系,科学遴选指标体系。因为某种意义上说,评价主体决定评价公信力,指标体系决定评价科学性。为发挥"以评促建"功能,法治社会评价应培育多元评价主体,开放法治信息,搭建"互联网+法治"数据源共享平台。

论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的法制化

教育经费支出是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提升教育经费绩效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而这有赖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的完善。针对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不充足、分配与结构不合理、各种监管及评价不到位等问题,应当从以下方面推进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的法制化:一是强化立法,实现"有法可依"、立法统一、立法有效;二是立法内容应强调绩效目标分解与责任落实;三是根据实际需求及时修订法律法规。

以法治评价和政府绩效评价推动全面发展--“法治指数、政府绩效与区域全面发展研讨会暨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是法治国家与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与功能定位的两大要求。建设法治和高绩效的政府，是21世纪中国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

论我国都市圈协同立法的制度构建

自2014年我国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都市圈”以来,建设作为特殊经济区域的都市圈已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战略。为推动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和创新发展,首都、南京、成都等都市圈率先在国内探索了协同立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这为我国都市圈继续引领协同立法提供了国家法律依据。目前主要都市圈的协同立法实践中,仍存在上位法不足、立法权限尚待明确、立法内容不统一等诸多难题。为此,构建协同立法法律法规体系、厘清协同立法权限、探索交叉备案审查制度、健全协同立法配套机制等优化方案的提出,有助于完善协同立法制度,为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政务数据安全保障制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革新,是对政府理念模式、权责配置、流程方法再造的数字化过程,正全面赋能政府决策、组织执行、治理服务等的转型创新,也对行政机关的数据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政务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泛、价值密度较高、安全建设传统等特点,更容易引发数据安全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有关政务数据安全保障的法律框架体系,但仍然面临政务数据分类分级、评估监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制度困境,需要依法从建构全流程分类分级体系、全生命周期场景化的风险评估机制、协同相关法律体系压实安全责任等方面进行回应与完善。只有在发展中考虑安全,在安全中逐步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政务数据在数字中国与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双轨”模式研究

尽管目前国家法律上行政公益诉讼并未明确包含文化遗产保护,但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发挥行政问责制不具备的异体监督优势,一方面主动“借道”环境等行政公益诉讼类型来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随着各地人大出台检察公益诉讼专项决定,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事实上已经付诸地方实践,但当前两种探索均未能完全贯彻文化遗产保护真实性原则,无法实现“有效而无漏洞”的保护。未来我国法律正式拓展的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应当采取“损害型+预防型”双轨模式,新增的预防型模式建构包括线索来源、启动条件、诉前程序措施、审理程序、与损害型模式衔接五个方面。

法治社会评价:理念、体系与实证分析

法治社会研究必须区分法治社会本体论和法治社会建设论。广义的法治社会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层次互动与社会化的社会存在方式,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有效发挥法律的功能和作用并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法治评价是'可量化的正义',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社会评价旨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应坚持整体性、功能性和民主性评价理念,体现民主导向及公众满意导向,追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围绕'为什么要评价→谁来评价→评价谁→评价什么→如何评价'的逻辑思路,构建法治社会评价体系,核心在于厘清关联主体的权责关系,科学遴选指标体系。依据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包括4项一级指标、13项二级指标、38项三级指标,涵盖客观指标、专家评议和公众满意度测量的法治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广东省开展的实证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度广东法治社会水平均值为75.20,处于良好水平。进一步发现,法治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强正相关,并受公众背景因素,尤其是户籍影响明显。为提升法治社会水平,首先,法治建设应针对'关键性短板',培育公众法律意识和对法治理念的认同,强化经济充分均衡发展,着力扩大重大决策公众参与,提高司法审判独立性,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其次,建议以公众满意和社会民主为导向重塑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构模式;再次,以改革与法治'两翼双轮'共同推进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协同建设。为发挥'以评促建'功能,法治社会评价应培育多元评价主体,开放法治信息,搭建'互联网+法治'数据源共享平台,制订全国相对统一的评价办法及指标体系。

论我国数据交易法律制度中的公平原则及其适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逐渐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为充分释放数据红利,需要通过促进数据交易,培育发展数据市场,推动数据的开放流通,以最大程度发挥数据价值。目前我国数据交易在数据权属、价值评估、市场治理和法律监管等法治化方面仍存在公平问题。借鉴全球数据交易的治理路径与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可以从数据产权制度、价格生成机制、市场治理制度及交易监管体系四个方向探索数据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平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推动国家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