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法理与方法

环境行政是相对独特的行政管理领域,我国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发展方向已经明确,因此环境行政案件的外部界分和内部分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目前为止,主要按照行政管理范围或者被告身份等形式标准来区分环境行政案件,并不能适应环境行政案件专业化审理的需要。应当基于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将环境行政案件与其他行政案件进行实质区分;进而分析环境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和基本类型,并结合环境行政审判的现实情况对环境行政案件进行分类,为提升环境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奠定基础。

环境权的内容辨识与实践路径考察——以典型案例为对象

环境权概念引领了环境法学理论的发展,并全面影响了环境保护的实践进程。但在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上环境权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其法定化至今未能在我国法律上获得突破,而相关司法案例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实践状况和保护机制。通过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对环境权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认定和保护环境权的基本情况:公共性环境权益仍是司法保护环境权的重点,同时不同类型的环境权益诉求在案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特别是享有良好环境等新的权益内容被纳入了环境权益保护的范围;但从保护机制看,公共性环境权益保护仍应当通过公法特别是行政诉讼、环境公益诉讼途径,私人环境权益保护需要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配合,而作为诉讼基础的实体法制度特别是环境行政法律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物权纠纷案件适用绿色原则的模式与效果分析

民法绿色原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物权纠纷是适用绿色原则的重要领域。从《民法总则》实施以来绿色原则在物权纠纷案件中的适用情况看,已有案例总量还不是太多,但涉及案件类型较多,特别是在物权保护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中已有较多适用,体现了绿色原则对于物权的限制作用,同时也存在对绿色原则的泛化和不当适用问题。从适用模式看,主要是将绿色原则作为一般价值导向或者作为确定物权之内容和边界的衡量因素,并可能与公序良俗原则结合适用或者作为法律解释的理由或强化因素。从适用效果看,绿色原则促进了对物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改变了部分物权的内容和边界,但其裁判准则功能还未充分体现。

民法绿色原则解释的方向与路径

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能仅依赖公法的强制性规定,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回应生态文明时代需求完成绿色化变革。《民法典》第9条规定的绿色原则在各分则编的具体规则中有所体现但并不充分,经解释方可充分发挥其裁判准则和行为准则功能,在司法实践中确立其对民事活动的规范效力,推动民法的绿色化变革。绿色原则对民法意思自治的限制与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有共通之处,借鉴公序解释和诚信解释路径和方法,可以为绿色原则解释、在实践中贯彻提供基本思路,进而建立绿色原则的解释体系。一般人格权和健康权可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下考察,通过解释容纳“良好生活环境”诉求;物权法的绿色化解释可以丰富不动产征收制度、弱化相邻权规则的刚性等,在物的利用中加入环保考虑;合同效力规则、履行规则具备吸纳环境保护要求的空间;侵权法需要从一般规则和环境侵权专门规则两个层次回应绿色原则、完善规则体系。通过绿色原则解释发展和完善民法中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是生态文明时代完成民法绿色化变革的可行途径。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地方立法路径分析

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经明确,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急需提上日程。虽然中央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法还未出台,但双碳目标和政策措施已经基本确定,通过地方立法推进碳减排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碳减排的地方立法应当以构建可操作的碳减排制度规则为基本目标,采用专门立法为主、相关立法为辅的模式,重点构建碳减排的行政管理制度,其中省级立法和市级立法应当适当分工。具体制度层面,要致力于建立健全碳减排的职权职责体系、科学的能源管理制度体系、碳税的地方落实规则、碳减排的市场激励制度、固碳技术应用制度体系和绿色消费制度的具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