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环边疆带经济重构的制度优势研究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蕴涵了在人口众多国度共同富裕命题的指向。区域空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显现了人口和地理经济的特点,事实形成了环边疆经济带非均衡化的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对环边疆带经济予以赋能,以解决边疆发展不充分的难题。纯粹以区域经济学理论来推导环边疆带经济一体化,有其“盲区”,以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总体供给模式为视角,重新审视双循环命题下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将会有新的启发。总体供给模式路径下的双循环,将建构出沟通环边疆带经济的一个通道,由总体供给模式修正后的“飞地经济”和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推进双循环环边疆带经济一体化更加具象的抓手,助推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立志“实振绝维”的边疆学术社团——北平西北研究社（1931-1933）述论

1930年代中国边疆学术史上曾有多个同名的“西北研究社”,体现了那时学界对西北研究的持续关注。文章重点介绍了1931-1933年存在的北平“西北研究社”及其刊物《西北研究》,对该边疆学术社团之始末、成员之构成及其边疆认识和开发西北的边政主张等问题做了简要梳理。该社团试图以“精准缜密之考察”“为实际经营之贡献”,即“实振绝维”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及其思想主张,反映了时人对中国边疆边政问题的关切。

一般边疆学中的中国陆疆主次边疆带溯源探究——以甲骨文造字和“禹贡”及藏羌彝走廊拓展研究为例

中国是与周边相接相望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由历史形成的状况对疆域盈缩有着长远的影响。“溯源以远”看大国边疆现象,在中国的历时性中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古汉字的造字到《禹贡》的九州划分及其“五服治”与边疆理念的关系,在学术上有可挖掘之处。“五服治”观念对应着古往今来中国陆地疆域的形成,体现了资源分布与生产方式综合而成的政治地理圈层结构意识,这是中国陆疆存在“边疆带”认识的一个思想资源。今天中国沿边省区形成了中国陆疆以行政区划链接起来的主边疆带,同时还存在着不在边疆省区的行政区划上,却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同质同构的内陆次边疆带。这是在对中国陆疆边疆治理之中,须一并考量的一大问题。始于费孝通论述的“藏羌彝走廊研究”命题的提出以及走向深入,为研究“主、次边疆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本案例,也有利于展开对“建构与实在”边疆此类问题的研究,并找到具有哲思性质的学理分析门径。

边疆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哲思收敛初探

回顾中国大陆学界20多年的边疆理论研究进程,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问题,邢玉林、马大正等先生早就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倡议,给业内研究以启迪,而如何达到跨学科研究且能够跨通的目标,则需要学人要有哲思并提出基于学理分析的构想。在建构边疆学的理论探讨中,把成形的构想作为一种猜想(假说)提出来,是符合人类知识体系建构规律的。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猜想,应该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认识论,承认物质运动的统一性,也应该符合科学哲学的一般原理,即认知新旧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学术进步的门径。其中,经过哲思的范式创新,将研究对象进行无穷指向与有穷集合的筛选之后,通过关键词集群的分析,返还到边疆研究的问题域和原始域问题之中,寻找交叉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跨通,以找到通往可以看到“场域”的门径,经过对场域运动的分析,最终有可能在多学科自洽于边疆研究之下完成“边疆统一场论”。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现代化指向中“健全”问题探讨——以国家安全体系制度、能力、建设和塑形的叠合为中心

党的二十大要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对新时代中国陆疆边沿地区治理提出了“健全”的重要命题。在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大系统下的边疆治理,按照安全体系和现代化能力建设的要求,“健全”需要有多重指向的解题,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边疆治理之中,蕴涵着制度架构、能力靶向、建设内容和塑形的叠合。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对分析具有叠合形态的事物有着指导意义。努力推进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指向性所在。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在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之中,要正确认识叠合性的问题,以达到对边疆塑形作用,提升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论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阶段性与保障条件——从边疆治理“元问题”说起

边疆治理“元问题”是研究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这些“元问题”的理解需要从中国边疆治理的实践出发加以考察。边疆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同构同步,边疆与国家腹地之间关系的一体互动。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虽起源于近代中国,但其真正得到大规模推进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面社会改革,此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这一社会改革支撑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使得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彻底从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窠臼中脱离出来,此框定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价值取向的人民性。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呈现出强的相关关系和阶段性,画出了一道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历史曲线。当前,边疆治理现代化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更需要提供有力条件,强化保障措施。

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政治伦理形态与蕴含探析--兼议边疆学视域下的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底蕴

近些年,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的“五个认同”理念,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其实践意义和学术阐释也成为学界深入研究的一个命题。在“五个认同”中居于第一位的是“对祖国的认同”,这个认同既有对祖国和祖国史的认同,也有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的认同。由此,延伸的逻辑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哲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其中所体现的内核,是国家伦理以及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与实践。“五个认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其最高的指向性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直接的指向性在于国家社会治理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治理。有了国家认同的伦理意识,当代中国“五个认同”逻辑叙述的结点,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底蕴之一。

试析中国西部边疆总体供给模式效能和普适性扩展机理——以非典型二元为中心兼议边疆经济学的建构

马克思的“城乡对立运动”观点,是启迪认识发展问题中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起点,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的探讨,形成了一个从学术研究到实践的逻辑链。其中刘易斯的贡献,不限于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学理分析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助推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在改建之中的国家决策逐渐明晰化。“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民族工作的关键内涵,使得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脉络贯穿在边疆发展之中,有力地解决了西部边疆地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时期的发展问题。此中需要探明的一个重要事实与取向,即西藏乃至西部地区客观存在的非典型二元结构,是国家“总体供给模式”的一个体现。该模式的形成是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对西部经济社会推动的必然,又是1999年之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依托。以西藏与西部边疆地区为例的史实,说明了非典型二元结构所包含的总体供给模式,有着不可或缺的效能和普适性扩展机理。这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学,认识边疆经济加快发展的机制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边疆治理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基石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观,在经历各个阶段的发展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继承和发展我国各个阶段"安全观"的集成与提升,同时对边疆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边疆治理关系到国家整体治理的效应与效果,须在方针政策、制度保障、法制与法治3个维度上确立起主体框架。"国家安全概念"具有的双重二元性是实践发展的使然,也是在学术上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对我国边疆治理的拓展研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意味着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在精炼之后指导实践的过程。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平安中国建设等有着内在的强关联性,夯实边疆治理的基础,建构边疆治理体系,对实现国家整体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治边稳藏——以学科交叉研究为平台的共同富裕指向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通过文字文本蕴涵的许多理念,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实践中经过三个叠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要素。近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历经考验,愈加巩固。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思想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治国治边、治边稳藏、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等重要内容,阐明了我国西部涉藏地区面对两个大局需要牢牢把握的原则和进路,是在边疆做好意识形态以及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包括西藏和涉藏州县在内的各个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通过五个方面达成共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宏伟的奋斗目标。

涵化视域下的阿昌族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阿昌族的语言民俗、信仰民俗、节日民俗、人生礼俗蕴含多民族文化内涵,是阿昌族与其周边其他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文化涵化的结果。阿昌族民俗深受傣文化和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地理环境、政治体制、宗教传播、族际通婚等是阿昌族民俗文化涵化的主要原因。阿昌族本着“和谐共存发展”的理念,对其他兄弟民族的民俗文化加以采借与调适,从而形成了具有融合特征的民俗文化,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的文化共存与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民俗文化融合逻辑。

一般边疆学视域下的互联网疆域与边疆——兼议国家网络主权的设置依据

对边疆研究的基点在于疆域的介入和划分以及整固,边疆视野要与时俱进做拓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自然疆域之外的第五领域。互联网的扩展和划分以及对主权的认定,与人类社会以集团行为拓展和认定疆域范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致使互联网的空间产生了边疆现象。互联网疆域进入了各大国战略布局中,网络主权必然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安全的保障。中国提出各国要达成"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这一倡议,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实现国际互联网的共治。

新时代西藏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其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初步系统阐释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显示了中央对全国各个领域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决心与部署。作为我国现代化一部分的西藏现代化,由于基础十分薄弱,须有国家和地方合力实施,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得以达成。邓小平曾专门论述对内开放的必要性,并希望西藏在21世纪走进中国现代化的前列。对此命题的定性定量分析,要通过构建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体系,做出西藏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内开放是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西藏的发展历程是治国必治边的必然,内地省市参加西藏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继续扩大对内外开放,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

读《实相宝藏论释》笔记——关于大圆满的思想

《实相宝藏论释》是宁玛派之隆钦宁提支派的始祖隆钦然绛巴所著。隆钦然绛巴是尊号，意为广智博学大师。本名智美沃色。公元1308——1364年时人，生于前藏约茹的扎浦堆地方。《实相宝藏论》为其所著《七宝藏沦》中之一。原书藏文为德格木刻版，汉文为郭元兴译。本文中之引文大多采取郭译。《实相藏论》，主要说明大菩提心。即自心本性的实相，属大圆满的思想。

1645~1928年间山陕商人与甘青藏区民族交融

随着清朝复控、治御升级所带来区域社会秩序的稳定,山陕商人在甘青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河湟、河西等地的城镇逐渐向甘青藏区腹地推进,进而将甘青藏区纳入到其商贸网络之中。山陕商人既是甘青藏区对外经济交流的桥梁,组织者与领导者本身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与甘青藏区结合在一起,并带动了经济组织的孕育、多族群文化的交流、多族群通婚及其"在地化"等民族交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成与新安全观总体性内联初探——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为中心的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联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与方法上的性质,符合马克思主义"总体论"方法的基本认识,具有对新时代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中,对中国如何处理好国际事务和保证国家安全两大方面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其基本构成具有科学性并厚重的底蕴,五大构成的总体性使得其内涵精炼且外延宽阔;总体国家安全观,总结和提炼了对国家安全的十一大方面,强调要予以总体把握和统筹,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高瞻远瞩地处理好安全事务,在共同体的构建之中,依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夯实自身基础等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胡焕庸线以西巩固脱贫成果与双循环高质量发展探究——以改建非典型二元结构为视点

2020年中央提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分析角度,新的西部大开发仍然要面临“胡焕庸线难题怎么破”的问题。在先前的有关讨论中被忽略的是,在人口分布突变线以西地区存在习近平强调完成全面脱贫之后如何巩固成果的问题,借鉴“非典型二元结构”的学理解构,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最高决策层为发展西部地区几十年来尽一切可能调动人财物力,首先在西藏地区实行“总体供给”并形成了一种模式,进而在西部多个省区以总体供给形式进行了成体系的建设,极大地推动西部省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为解决西部省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基本条件。按照“胡焕庸划线原理”,从西部具有样本意义的省区,可以划出“胡焕庸线”的标准线与迁移线,这个思路对消解东西部不平衡的困局将起到解结的作用,从历史经验中得出西部地区相关人地关系的认识和建议,可助推理论界破解“胡焕庸线难题”以及巩固脱贫成果的研究,并为西部省区进入全国“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大格局的探讨,提供取向性的思路。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成效探究

三线建设史不仅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工业发展史、经济建设史,也是一部人口流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三线建设是立足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国家统一意义的重要政治决策,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政治认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三线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孤立隔绝的封闭状态,为其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增进了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性,使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从“排斥抗拒”到“主动支援”的巨大转变。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三线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从“制度区隔”到“深度交融”的转变,双方的联结互动有助于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加强社会整合。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三线建设巩固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根基,可以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