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进程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进程引领了新中国的前进和发展。这一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的过渡时期,也即马克思主义文化从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时期;第二阶段是自“三大改造”完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曲折发展时期,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走向极左;第三阶段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前期,外来文化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被削弱;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得以持续巩固和加强。这一进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能否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的道路是曲折的、递进的,是在对话和斗争中前进的;文化是社会的先声和引导,文化现代性进程引领社会现代性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进程和历史经验对奋进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全国高端论坛综述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也奏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序曲。近代以来,中国历经了漫长曲折的现代化过程,最终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经过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征程,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不仅开创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文明,而且重塑了中华民族的自我精神。中国道路立足于美美与共的中国文化传统,为建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回顾与评论

纵览当代中国的热点问题,文化自信无疑是其中之一,围绕这个热点话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各抒己见,特别是对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瓶颈”问题、实现举措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解读。学界探索从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角度回答文化自信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多个维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从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两创”和如何打赢文化脱贫攻坚战等方面分析影响文化自信的“瓶颈”问题。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五四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探论

五四运动铸就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具有亲和性和承继关系。具体表现在,五四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化,涵养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如何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培育爱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是需要思考和探讨的时代命题。

论现代中国百年文化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伟大五四运动开创的百年中国文化道路与文化逻辑,具有重大意义。文化是时代的灵魂。文化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先决条件,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自觉的伟大历史开端。“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文化史的演进逻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次第展开的历史逻辑,它不仅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新现代性的伟大中国文化道路,更以文化现代性引领社会现代性,撬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建设文化强国,必定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前提和重大使命。

法治的陀螺:政府社会治理角色的当代厘定——兼评陶林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先要厘清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与角色。法治化的服务型政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依托。如何在激发社会、市场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形成善治良序,实现稳定和谐;如何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陶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借助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视角,对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提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是政府自身变革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合奏;第二,从管制到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推进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陶林博士的力作对于当前深化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理论的百年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回望百年,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理论的闸门,引领理论的百年变革。中国理论的百年逻辑就是以五四运动肇始的理论大觉醒、大变革推动社会大变革的逻辑,就是走向新时代理论自觉、自信、自强的逻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促进理论创新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中国理论的这一百年主逻辑以三条线为脉络展开,体现为三条次逻辑,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中国理论的百年逻辑、理论立场嬗变的百年逻辑、理论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生相长的百年逻辑。中国理论的百年逻辑告诉我们:强国实践须以强国理论作支撑;强国理论建设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须坚持科学的理论立场。

70年来生态文明中国道路的演进历程及其历史经验

生态文明中国道路的成长,是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接续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实现的。探索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生态绿化和环境保护理念、战略的提出与实践;生态"协调"理念、战略的提出与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战略的提出与实践;"绿色"发展理念、战略的提出与实践。这一历程蕴含着思维逻辑、价值逻辑和认识逻辑等多重逻辑变革,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奋进新时代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之镜:生态文明只能走自己的路;生态文明应从社会形态上把握,从战略全局上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路径;要注重生态文化的培育和深化。

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安全风险及其应对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开发、流动和共享的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我国政府也将公共信息资源开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政府信息公开及数据开放环境下,数据流动涉及主体多,交互过程复杂,可能面临数据失控、数据关联侵犯、隐私泄露等安全风险。基于此,本文从数据生命周期视角切入,通过博弈模型对智慧服务中政务采纳与隐私获取的行为分析,研究安全风险的感知演化规律和安全保护行为交互机理。为促进政务数据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监管,本文设计大数据环境下的多源主体协同保护机制,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行为进行分析与优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关联数据和数据溯源技术强化问责机制,为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及数据开放情境下的安全风险提供了应对思路和解决方案。

资本逻辑批判与中国新现代性构建——对五四运动以来百年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的审视

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扩展,现代性构建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历经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发展,如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需要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何谓之“新”?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经典的现代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新现代性应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惯性与现代性构建的矛盾基础上,既涉及历史传统又兼顾现代性意蕴,既是理论创新又是实践革新的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遭遇的旧传统无法割舍、新制度无法内化的矛盾的生存困境成为构建新现代性的根本前提和现实力量。资本逻辑作为内含于西方经典现代性中的主导逻辑是构建新现代性过程中必须重新审视的问题,马克思理论语境下关于资本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为中国新现代性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批判性前提。

基于LDA模型的网络舆情研究进展与演化分析

如何从海量科学文献中有效挖掘隐性研究主题和潜在演化模式,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LDA模型被广泛用于学科主题挖掘与演化分析,但相关研究较少考虑时间标签信息。以网络舆情研究为例,通过LDA模型聚焦多时间窗口的数据,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题进行挖掘和聚类,分析近10年来对网络舆情研究的演化路径,从而为舆情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支撑。

论中国战“疫”的哲学理念与世界意义

在中国战“疫”迎来胜利曙光之际,全球战“疫”还处在艰难时刻。中国不仅向世界各国伸出战“疫”物资援助之手,而且让全球及时分享中国战“疫”的技术、方案、制度和经验,中国战“疫”模式在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中国战“疫”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方案、制度和经验,而且是贯穿于上述因素之中的一系列鲜明的哲学理念。哲学理念是中国人的人格力量,是中国战“疫”阶段性成功的核心和灵魂,是创造战“疫”技术、方案、制度和经验的思想自觉和精神底蕴。中国战“疫”的哲学理念主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命政治理念;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度责任伦理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体自觉;团结战“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刻理解这些哲学理念,不仅对彻底战胜疫情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体认语言学的通感基础研究——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视角

体认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基础,但是互动体验的获得和认知加工运行也依赖人类身体的感知。感知形式直接影响体认形式,进而影响语言的特征。本文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理论视角,探讨身体的感知方式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通过语言的外部特征(身体经验)和内部结构(认知加工)两个层面论述语言与通感的关系,详细探讨语言的表达、理解、意义、抽象概念、意象图式和隐喻映射能力所展现出的通感特征。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选择的困顿与纾解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群体表露出明显的部落心态、团体思维以及认知窄化、群体极化倾向。青年的价值选择面临价值取向的“泛”化、价值选择偏差的固化、价值评判标准的极化和价值创造力的弱化等多重发展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通过调节圈层温差、再塑圈层结构、提升青年媒介素养、培育价值观认同的新模式等措施,纾解新时代青年价值选择困顿。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泛政治化风险: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政治化,表现为认知非理性化、言行偏激化、情绪负面化,造成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泛政治化是心理、体制、技术等要素互构交融的产物,社会情绪受重大突发事件诱发以及媒介、利益相关者推波助澜而走向“极化”,技术缺陷与体制机制障碍造成网络舆论的“把关人”缺位,进一步强化了心理机制的负面效果,引发网络舆情的泛政治化耦合风险。应树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的治理策略,包括:增强主流媒体的舆论话语权,促进社会正面情感动员;完善网络公共平台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公众参与协商平台,建立“泛政治化”舆情多元协同治理框架;完善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与舆情预警,压缩泛政治化舆情的生成空间;建构链条式智能化防控体系,强化泛政治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培育理性、积极、包容的网民心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转型期各类社会风险的累积,推动着我国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发频发的时期。突发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舆情效应具有爆发性、群体扩散性、演变复杂性、结果不确定性等特点,给我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以下难题:治理组织权责不明强化负面舆情风险,恐慌情境诱发主流观念失位,风险应对制度建设不力诱发治理失序,工具理性弱化道德责任。当下亟需强化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维,构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共同体。为此,需要进一步凸显多元共治的民心属性、精准共情的基本立场和有序平衡的信息组织,重点从力度、精度、温度和效度四个方面发力,凝练价值共识,谋求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大公约数,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路径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着传播格局和媒介生态,高校应借势媒体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本文基于“场论”视角,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场”与“心理场”,并通过构建新媒介场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心理场的形成,从而强化思想政治社会场,推动大学生与媒体及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从网络流行语看青年价值观塑造蒋明敏

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年群体网络交流的主要语言,对价值观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群体的增加,网络流行语呈现“野蛮生长”的态势。对此,必须要清楚认识当下网络流行语的时代特点,合理把握并利用网络流行语,进而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网络“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冲击及应对

网络环境下的“泛娱乐化”现象具有明显的危害性表征,通过空间的隐蔽销蚀、主体的误导传播和舆论的错误导向污染网络精神家园。通过网络的快速传导和社会的渲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其离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顿,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应搭建全方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能力,推动全社会协同发力,探索消解网络“泛娱乐化”倾向的破局之道。

高校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现实问题、向度拓展及路径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践基础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展开。目前,高校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面临理论内涵认识模糊、对监督执纪的主体责任不够明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不够到位、监督执纪精准性和系统性不足等现实问题。面对诸多问题,要真正贯彻和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需要激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主体责任、加大高校监督执纪问责的广度、强化高校监督执纪的深度、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担当提升监督执纪的功力。科学构建高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需要在思想上认识高校监督执纪的价值旨趣,强化高校党员干部、教师的理想信念,通过预防机制与问责机制的完善和实施,全方位地营造高校监督执纪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