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股份合作社解散时土地处置问题研究

农地股份合作社在全国多地均有一定规模发展,其解散时土地处置问题关系着入社农户、合作社债权人的利益,也关系着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在分析农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客体的基础上,运用法人财产权理论分析农地股份合作社解散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清偿债务、必须返还原承包户观点的不合理,得出结论:农地股份合作社解散时,承包地经营权是否应清偿合作社债务、是否应返还原承包户应视入股期限是否届满而定,期限届满,应当返还;期限未满,应视其他资产是否足以清偿合作社债务以及出资承包地经营权的农户意愿而定。

工业行业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对江苏省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用地集约程度进行定量化评价,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江苏省主要工业行业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不同指标反映的行业间差距明显(;2)江苏省的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均低于上海,具有提升空间(;3)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工业行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为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梯度转移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论:将工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能够实现产业的优化调整与布局,有利于发挥地区产业比较优势,促进江苏生态大省的建设,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边际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急剧膨胀,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对其关系分析判断及其规律的把握成为制定和实施土地资源保护与控制、开发与利用的重要依据。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得出我国每增加1单位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供给呈现不断减少的基本判断。然后运用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构建了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与二三产业产值关系的计量模型,并通过中国1989-2006年18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量与二三产业产值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二者相互影响;其二,我国边际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量(MLU)不断减少,其边际使用量的变化率(CMLU)不断趋向于0,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最佳使用量将在2047.24年达到。

基于集约评价的城市开发区规模计量研究——以南京市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例

随着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全面开展,合理界定其用地规模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南京市为例,首先运用多目标决策法评价开发区集约利用等级,然后采用逐步回归法选取与集约利用相关度较大的因素作为预测依据,进而计量其合理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其一,A、B和C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I级,可以适当扩大开发区规模;D、E、F和G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II级,应该维持开发区规模;而H和I开发区集约等级为IV级,应适当缩小开发区规模。其二,当B开发区、A开发区和其他开发区地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23.10%、18.18%和15%时,可以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潜力。其三,即使实现土地集约利用,B开发区仍需扩充6.08 km2。最后,本文提出通过科学设定地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提升开发区集约利用水平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致了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倡导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而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需要掌握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辨识主导因素。本研究基于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制度和生态因素等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1989年～2004年的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化发育程度是影响对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政府对农地的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用地者集约利用土地；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控制土地利用集约度限制性因素；从整体上看，市场化发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关键性和根本性原因。

中国开发区土地市场化发育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对江苏省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定量化评价,探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途径与措施,为提高开发区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统计模型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结果:江苏省开发区土地市场化整体水平较高,但存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差异;土地有偿使用率、政府的干预程度和地价的敏感度是影响开发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几大因素。研究结论:应从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地价的市场化形成、土地市场的培育等方面制定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措施,以提高开发区的土地市场化水平,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现开发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市场价值及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南京市为例,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条件价值法,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南京市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04087.92万元,单价为20760.59元/hm2;(2)57.76%市民和60.32%的农民家庭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08.33元/户.a和120.26元/户.a;(3)家庭收支水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受家庭支付能力及其在耕地非市场价值方面受到教育的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研究综述

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关注,在中国关注该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本文通过综述和比较国内外关于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进展发现,由于学者对农地规模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且在研究中选取了不同的指标衡量农业生产率,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此外,还发现已有研究往往从要素市场不完善、遗漏变量问题等角度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经典的"反向关系"进行解释,但对于两者之间呈现的其他关系,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上述结论的解释意味着目前中国推行规模经营仍然需要考虑地区条件、市场发育特征等条件的差异而适度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分析农村要素市场完善程度与开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土地开发整理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理论,首先了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中农户行为响应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模拟,接着从农业比较效益、农地产权及其有效性、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外部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响应决策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农户的土地开发整理行为不仅要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农地产权的有效性是影响农户是否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水平,而土地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土地开发整理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调动农户进行土地开发整理的积极性,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进程提出了建议,例如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保证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增加土地开发整理主要区域、大型工程、重大项目的投入等。

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传统土地集约利用的修正

研究目的: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出发,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研究不同主体功能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方法:DPCSIR模型、熵权法、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研究结果:(1)2003—2011年中国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水平远低于仅考虑经济效益的传统土地集约利用水平;(2)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水平在不同主体功能区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其他区最高,优化开发区次之,重点开发区最低;(3)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对前期依赖性较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环境治理投资额、人均绿地面积等对城市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具有明显激励作用,而地均能源消耗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综合净效应为负。研究结论: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应结合不同地区功能定位实施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动态监测,以此为依据在主体功能区落实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

主体功能区下协作性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面临的困境,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管理,探讨应用协作式规划理论完善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协作式规划的理论基础是沟通理性,倡导参与主体多元化、沟通过程民主化、以公众利益为导向、转变规划师角色、共识导向的规划成果;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区域差别化定位、错位竞争等途径,为改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冲突提供了重要机遇。研究结论:应在规划地位上强化土地功能区规划的引领作用,在规划过程中加强自然、经济上紧密联结的地区间协调沟通,破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纯按照行政区划管理的弊端,提升地区间土地开发保护分工与协作水平,更充分地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优化功能。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象。本文基于2010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中国城乡一体土地市场制度变迁路径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城乡一体土地市场制度变迁的方式及路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制度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等。研究结果: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中央政府为"第一行动集团"推动制度变迁,成为制度的供给者;第二阶段地方政府发现潜在收益并转换角色变为"第一行动集团",第三阶段农民等非政府利益集团成为行动集团推动变迁。研究结论:中国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制度变迁在初始阶段须由中央政府推动,并在政策法规的修订完善、改革征地制度、创新公共财税体系、制定城乡一体土地市场管理办法和规则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此全面启动和推动城乡一体土地市场制度变迁。

基于农民产权认知的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来自江苏南京的数据

调查研究表明,在江苏南京,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征地矛盾比较尖锐,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土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民对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农民征地意愿的分化,且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反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特别是要在征地政策中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成都市幸福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治理结构改善研究

研究目的: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中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治理结构改善的原因。研究方法:采用自主治理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新型自治组织对传统组织既有替代又有补充作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保证自主治理效率;社区参与治理,改变了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制度绩效。研究结论:鼓励社区自主治理发展,选择政府、市场与社区在各自领域内协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城乡统筹。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N市为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土地收益格局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从江苏省N市的实证分析看,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农民的补偿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活,既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影响了农民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少,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耕地保护的力度受限制。市级政府收益比例的过大,既刺激了地方以地敛财,也为他们低价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最终是加速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农民土地财产的剩余权与退出权研究

研究目的:建立农民土地权利的财产与自由概念框架,可以为理解地权转股权的过程及其内含合作组织替代农户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提供新政治经济学逻辑基础。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民的剩余权以及退出自由的大小,取决于他与国家、集体的谈判能力以及他们之间达成契约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获得农民的系统支持,既为他们提供保底分红的剩余权保障又提供具有安全阀门功能的退出自由,土地股份合作社才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今后土地股份合作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剩余权与退出权保障机制的政策供给。

供地政策对土地市场配置效率影响的经济学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

在界定协议供地政策和招拍挂供地政策含义和建立分析假说的基础上,首先对2种供地政策对市场结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的结果是:相对于招拍挂供地政策形成的市场价格而言,协议出让引起了大量的土地短缺。接着分析了2种供地政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与招拍挂供地政策相比,协议供地政策对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存在着经济福利的无谓损失。最后,用现实数据对前文的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与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

从土地利用效益看农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国际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在传统衡量农产品比较优势方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文章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通过衡量土地利用效益的比较优势分析了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然后以江苏省1999—2003年平均数据为例,计算了江苏内部各地级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比较优势,来间接衡量江苏各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从整体上看,粮食、茶类作物在苏南具有比较优势;棉花、水果在苏中地区具有比较优势;油料、麻类、蔬菜、瓜果在苏北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其基础上对江苏未来农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江苏新一轮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证据,同时为测定农产品比较优势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MDI分解模型

城镇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从货币价值视角,采用替代成本法、防治成本法测度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并使用LMDI分解方法检验城镇土地规模、人口密度、经济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9—2014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总量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单位面积城镇土地的生态环境效应呈小幅上升规律,并且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最低。(2)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城镇土地规模扩张是导致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降低的主要因素,前者体现为"代价性损失",后者为"过度性损失";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导致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提升的最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也小幅提升了这些区域的城镇土地生态环境效应。为此,从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城镇化健康发展视角,建议严格限制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控制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利用工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生态用地和非生态用地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