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视角下中国种业金融支持研究

种业被誉为农业的“芯片”,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积极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金融支持是中国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论文从产业链视角出发,指出中国种业产业存在高风险、长周期的行业特性,上游研发创新不足,中游中小企业过多,下游推广难开展。已有金融支持手段包括持续强化政策支持、进行全产业链金融创新、强化上游研发投入以及优化中游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模式。但目前中国种业金融支持仍存困境,基于此对中国种业金融支持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CHARLS调查数据中806个农户样本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创业选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资源可得性、拥有的资产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的农村家庭而言,金融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对于提高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此外,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未来促进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水平提高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乡镇尤其是农村社区层面的正规金融供给。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本文基于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是现阶段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在总结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成效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应重点从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普惠,建设更加开放、便利的普惠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低收入群体。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成因: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

对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如果离开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背景以及农户特性去分析,就难以清晰地认识到产生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解析。分析结果表明:"小农经济"和"圈层结构"是培植非正规金融延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小农经济的路径依赖特征内生出农村非正规金融。但当农村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后,最初的圈层结构势必会受到冲击,可能导致信任危机,在此情形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则会寻求进一步演化,其内部治理结构逐步正规化,契约形式也不断市场化,从而发展成为正规金融机构,最终形成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象。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基于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考察

基于2019年4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关系及其金融交易成本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ICT使用会显著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的参与概率和参与广度,该结论在使用IV-Probit模型、控制函数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TPR模型克服选择偏误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ICT使用对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ICT使用对以收入水平低和老年人为核心的“长尾群体”数字金融参与的概率和广度的边际影响更大,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得以体现。机制分析发现,ICT使用可通过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金融交易成本机制对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该研究为理解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对于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吗

基于2015—2021年江苏省县域47家农村商业银行全机构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通过“降本增效”渠道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考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和收入的阶段性特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同期,且影响逐渐减弱,而对大规模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且影响逐渐增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相较于处于低数字接入水平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处于高数字接入水平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农村金融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农村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定价研究

文章从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已有的贷款定价方法,结合贷款定价原则和小微企业自身特点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基于客户关系以市场为导向的贷款定价模式,给出了相应的计算模型并利用2012—2014年江苏省某农村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该模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通过与原有定价结果的比较,剖析了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方法对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后,文章认为当前农村商业银行要做到科学合理的贷款定价需要在定价时注重对于小微企业违约概率的衡量,并由此选择适合企业特征的预测模型,进一步创新贷款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控制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同时降低整体的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难题。

信息渠道、金融素养与城乡家庭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受意愿

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金融产品成本,扩展金融服务的边界,而互联网金融能否充分发挥金融普惠作用,还受到金融需求主体的接受意愿和使用程度的影响。文章分析城乡家庭对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受、使用及其影响因素,并重点探究信息渠道和金融素养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对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农村家庭对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在逐渐增加;信息渠道对城乡家庭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的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在繁杂的信息中分析、整理和吸收相关信息的能力较强,从而使得信息渠道增加所带来的使用意愿、使用程度显著提高。因此,加强农村和偏远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增强金融信息的监管,是提高城乡家庭互联网金融接受意愿,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条件。

创新性农业价格指数保险的实践及应用

价格指数保险是农业保险领域的创新之举,弥补了传统农业保险无法防范市场风险的空白。2011年我国首次在上海市试点蔬菜价格指数保险,随后北京市、江苏省张家港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地都陆续进行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作。本文在介绍我国农业指数保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价格指数保险的优势和价格指数保险在我国的实践与应用。

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吗？--来自江苏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6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与土地规模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传统贷款模式下,农户的信贷需求和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匹配;农户实际耕地面积和是否流入土地对农户单位土地贷款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农户的贷款强度下降,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比,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将需求和供给效应分离,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结果上都更为有效和可靠。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

本文基于CHARLS2008数据分析金融约束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结果表明,样本家庭创业行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经济发达的浙江城镇和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分别为27.87%和33.86%,而经济欠发达的甘肃城镇和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分别为15.06%和1 1.18%。整体上,家庭创业受到自有财富水平的影响,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概率显著正相关,表明金融约束是家庭创业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金融约束对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和农村地区的家庭创业抑制作用更大。部分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为创业提供了补充性的信贷支持。按财富阶层分组回归显示,财富分布处于中等偏下的家庭创业受到金融约束的抑制尤为显著,这有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限制低财富家庭的"向上流动"。

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与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动态关系研究——以水稻为例

本文基于1996-2016年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我国水稻生产的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的生产者价格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影响较农业劳动力的影响要大。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应重视对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调控;对农资价格调控应加强政策引导,提高农资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应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降低单位农资使用成本和单位劳动力成本。

政府研发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在关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存在争论的背景下,本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利用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2012-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贴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于成长型和衰退型企业的研发支出均有促进作用,并且对衰退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于成熟型企业的研发支出来说,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在拨付补贴款时应考虑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有针对性地动态调整补贴的范围和金额:对于成熟型企业,政府可以考虑少发放或者等企业申请了再发放;对于成长型和衰退型企业,政府应加大发放力度。

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借鉴Fama和French(1998)的经典企业价值回归模型,以货币政策为出发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低于账面价值,且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现金持有市场价值更低;货币政策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影响较大,且相比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显著提高企业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本文的研究将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微观的现金持有战略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了现金管理的视角。

美国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演变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棉花产业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美国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认为需要从引入更高级的目标价格补贴形式、优化目标价格构成、使用更科学的补贴发放依据以及完善监管机制4个方面进行中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优化。

城乡居民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

普惠金融的概念在2005年联合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被首次提出,随后日益受到国内外政府和学者的重视并逐步形成统一的内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普惠金融政策取向,即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基于组群配对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采用组群配对法考察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村级层面看,试点村的农户信贷需求率与贷款发生率均高于非试点村,试点村的信贷配给率略低于非试点村,试点村小农户的完全数量配给率低于非试点村,大农户的部分数量配给率低于非试点村,但其差异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从农户层面看,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信贷配给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表明,试点对降低农户完全数量配给具有显著影响。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完全数量配给、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但在当前的农村法律经济条件下,农地抵押贷款发生率偏低,其预期效果并不显著。

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自2005年试点以民间资本为主要投资者、"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并首次采用"中央—地方"分层监管体制。中央政府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率上限,部分省级政府突破这一上限,而部分省份却因受到间接监管导致融资杠杆率接近为0。本文基于2011年全国457家小额贷款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融资杠杆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将金融分层监管改革视作"准自然实验"以控制融资杠杆率潜在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在当前融资杠杆监管政策下,不存在"覆盖率—可持续性"目标权衡。融资杠杆率越低和未突破融资杠杆率上限的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规模显著较大,农村贷款比例显著较低,经营可持续性和利润亦显著较低,表明融资杠杆监管政策既降低覆盖率,也损害可持续性目标。由于融资杠杆受限,小额贷款公司倾向于通过提高贷款集中度等方式追求盈利,可能会引致较大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