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抗肿瘤治疗方案对肺癌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肺炎发生及严重程度的影响: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背景与目的与健康人群相比,肺癌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发生率及严重性会增加。目前肺癌的主要治疗方案包括手术、免疫治疗、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抗血管生成治疗,不同抗肿瘤治疗方案对COVID-19的发生及严重性的影响结论尚不统一。本研究旨在探究半年内各种抗肿瘤治疗方案(化疗、靶向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放疗、免疫治疗和外科手术)是否影响COVID-19后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方法我们对2022年12月1日-2023年2月15日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收治的COVID-19且病理确诊为肺恶性肿瘤的217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收集患者临床特征、6个月内抗肿瘤治疗方案以及COVID-19诊断、治疗及转归的数据。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新冠肺炎及影响其严重性的危险因素。结果(1)纳入的217例患者中,共51例(23.5%)发生新冠肺炎,其中临床分级为中型42例(82.4%),重型及危重型9例(17.6%);(2)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发现超重(OR=2.405,95%CI:1.095-5.286)以及肺内病灶放疗(OR=2.977,95%CI:1.071-8.274)是影响新冠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全身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并不会导致新冠肺炎发生率的增加;(3)在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除了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病史(OR=7.600,95%CI:1.430-40.387)是重症新冠肺炎的危险因素外,肺内病灶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均不会增加其严重程度。结论半年内行肺内病灶放疗导致肺恶性肿瘤患者新冠肺炎的发生率增加,但也并没有增加其严重性,而化疗、靶向治疗、手术和免疫治疗并未导致肺炎的发生及其严重性的增加。

流感相关侵袭性肺曲霉病的早期诊断

侵袭性肺曲霉病(IPA)常发生于粒细胞缺乏症等严重免疫缺陷患者[1],在入住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的非严重免疫缺陷患者中,IPA病例也在不断增加[2]。发生IPA的高危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已从"传统因素"(如接受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等)扩展到"非特异因素"(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PTX3基因突变等)[3-5]。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2020年全球癌症调查报告,肺癌高居癌症相关死亡的首位,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1-3]。肺癌的主要病理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肺癌的95%,其中,可切除的NSCLC患者通常接受手术和围手术期辅助化疗。研究表明,基于细胞毒药物的传统围手术期化疗,其生存率仅比单纯手术提高5.4%,3级及以上的毒副反应率却随之升高60%,且相较于术后辅助化疗,术前新辅助化疗的效果不尽如人意[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