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患者居家肺康复自我管理行为决策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探讨肺移植患者居家肺康复自我管理行为决策体验。方法采用目的抽样对某三级甲等医院复诊的16名肺移植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共提炼出7个亚主题,归纳为3个主题,包括:行为态度、身心感知牵动决策态度;主观规范,社会因素驱动决策信念;知觉行为控制,自我感知左右决策意向。结论肺移植患者居家健康管理可通过强化行为决策心理体验的正向反馈、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下患者主动参与决策机制,以及探索构建肺移植患者居家健康管理社区扶助模式,改善其居家肺康复自我管理行为。

青少年百草枯中毒后肺移植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总结百草枯中毒患者中毒后移植时机以及相关处理措施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百草枯中毒行双肺移植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该例患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以及诊治经过。结果1例17岁青少年在摄入25%百草枯20~30 mL后出现恶心、呕吐、咳嗽伴全身乏力入院。患者经对症支持治疗后,氧饱和情况无改善,肺部纤维化持续进展,遂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下行序贯双侧肺移植。经术后康复治疗,并积极防治并发症,患者于术后50 d出院。结论百草枯中毒后的移植时机可选择在肝肾功能开始恢复时,围手术期主动、有针对性地预防潜在致病性细菌感染,以及早期康复训练有助于改善肺移植受者的预后。

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的最新研究进展

随着手术技术和术后管理方案的优化,肺移植数量大幅提升,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肺病患者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支气管缺血和免疫抑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肺移植受者的术后生存及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围手术期管理、器官保存及手术技术等的改善,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早期诊断、及时干预对改善气道狭窄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就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的一般情况、诊断、治疗及预防进行综述,旨在为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的综合管理提供参考,以改善肺移植受者预后。

肺源分配评分与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 分析肺源分配评分(LAS)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及并发症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75例IPF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以及LAS与术后1年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275例受者中,术后30、90、180、365 d内分别死亡62例、83例、95例和108例。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0、90、180、365 d死亡风险相关(均为P<0.05),但与术后365 d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无关(均为P>0.05)。结论 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相关,LAS与术后早期PGD、AKI的发生无关,但应关注综合因素对PGD、AKI发生的影响。

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肺移植术后需要临床干预的66例气道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所有气道狭窄患者和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结果66例气道狭窄患者,中位无气道狭窄时间为72(52,102)d,27%(18/66)发生中心气道狭窄,73%(48/66)发生远端气道狭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风险比(HR)1.037,95%可信区间(CI)1.005~1.070,P=0.024]和手术类型(HR 0.400,95%CI 0.177~0.903,P=0.027)均与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患者的生存结局存在相关性,术后机械通气时间越长,受者死亡风险越高;接受双肺移植的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单肺移植。在亚组分析中,3级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HR 4.577,95%CI 1.439~14.555,P=0.010)和免疫抑制药(HR 0.079,95%CI0.022~0.287,P<0.001)与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生存结局均存在相关性;无3级PGD的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有3级PGD的患者,使用他克莫司的肺移植术后早期气道狭窄患者的总生存率优于使用环孢素的患者。结论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长、单肺移植手术方式、3级PGD和使用环孢素可能影响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患者的生存。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器官移植已成为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器官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使得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以病原学培养、免疫学检测和聚合酶链反应为代表的传统微生物检测方法被广泛用于感染检测,但存在耗时长、需预先假定病原体等问题。宏基因组二代测序由于具有病原体检出率高、对病原谱检测全面的优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的感染防控。本文就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实体器官移植感染防控上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对移植相关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在肺移植受者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的应用

目的 探讨多学科综合诊疗(MDT)模式在肺移植受者术后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防控中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2019年至2022年的肺移植受者,从2020年1月开始成立MDT专家组,开展一系列防控措施,分析2020年至2022年MDRO防控措施落实率、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以及2019年至2022年肺移植受者MDRO检出率。结果 医护人员总体MDRO防控措施落实率由2020年的64.9%上升至2022年的91.6%,呈逐年升高趋势(P<0.05)。监测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从2020年的28%下降到2022年的9%,呈逐年下降趋势(P<0.05)。肺移植受者MDRO检出率从2019年的66.7%降低至2022年的44.3%,呈逐年降低趋势(P<0.001)。结论 通过MDT模式管理,提高了医务人员MDRO防控措施的执行力,有效降低了肺移植受者术后MDRO感染率和环境物表MDRO检出率,值得推广利用。

肺移植患者术后症状群研究的范围综述

目的对肺移植患者术后症状群研究文献进行范围综述,为完善肺移植术后患者症状群管理提供参考。方法检索国内外9个数据库建库至2022年3月10日收录的肺移植患者术后症状群相关研究。结果共纳入11篇文献。提取9个症状群,频次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心理、神经肌肉、胃肠道症状群。症状群评估工具包括单一症状评估量表和多症状评估量表;症状群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并存疾病等。结论肺移植患者术后症状群随时间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异性测评工具有待开发。

肺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的诊治

作为治疗终末期肺疾病的唯一有效方法,肺移植现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近年来,随着肺移植技术和预后治疗方案的不断完善,肺移植受者短期生存率明显提高,但远期生存情况仍不乐观。据统计,移植后恶性肿瘤是受者术后5~10年内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在各大实体器官移植中,肺移植后肿瘤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且肿瘤发生率随着移植受者生存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这与免疫抑制药物的直接促癌特性、肿瘤细胞免疫监视受损和致癌病毒重新激活等发病机制息息相关。

2岁患儿肺移植术麻醉处理一例

患儿,男,2岁,88 cm,12 kg,因“反复憋喘9月余”于2020年1月13日入院,患儿于9个月前出现无明显诱因发热伴全身皮疹瘙痒于外院住院治疗,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表现为Ⅱ型呼吸衰竭,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后改为气管切开拔管困难,保持气管切开状态出院,出院期间病情反复,加重时多次再入院治疗。既往有“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采用激素维持治疗。

供者年龄对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年龄对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35例IPF肺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死亡风险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1年病死率相关,供者年龄每增加1岁,受者术后1年死亡风险增加0.020倍(P=0.009)。供者氧合指数,受者术前氧合指数、术前肺源分配评分、术前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移植方式、术中体外膜氧合方式和术中输血量与肺移植术后1年病死率存在相关性(均为P<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0、90、180 d和1年的死亡风险无相关性(均为P>0.05)。敏感性分析发现供者年龄<18岁、18~33岁、34~49岁、≥50岁的肺移植受者术后30、90、180 d和1年死亡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本研究未观察到供者年龄对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存在影响,综合考虑供者机械通气时间、氧合指数、感染等因素后,可考虑扩大肺移植供者年龄范围。

肺移植受者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受者是肺移植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大量终末期肺疾病患者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行肺移植评估,加之供肺短缺,常导致患者在等待供肺期间死亡。本文结合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关于肺移植受者选择的国际指南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综述,旨在帮助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心内科、胸外科医生等,明确哪些患者最能从肺移植中获益,掌握正确的肺移植评估时机和手术时机。

2016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共识:肺移植术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在实体器官移植中,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ies,DSA）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密切相关~。最主要的供体抗原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HLA根据其结构和功能分为HLA-Ⅰ类和Ⅱ类。

肺移植受者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检测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肺移植受者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检测的临床意义以及在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BSA-ELISA法,动态检测18例肺移植受者术前、术后24h、术后1周、术后每月、急性排斥和感染时血清sIL-2R的浓度,将术后所测的各组结果分别与术前比较。结果:sIL-2R在肺移植术24h后血清水平均急剧升高,达(226.0±42.5)ng/L,1周后下降至(89.9±25.0)ng/L,与术前比仍偏高(P<0.01),sIL-2R在出现急性排斥反应时有高水平表达,与术前及感染时比较显著升高(P<0.01)。结论:肺移植受者血清sIL-2R的表达可以反映肺移植术后的免疫状态,有助于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的鉴别诊断。

体外膜肺氧合在肺移植围手术期的应用进展

肺移植是多种终末期肺病的终极治疗方法,但肺移植围手术期的管理错综复杂、患者病死率高。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一种体外呼吸、循环支持的有效手段,在肺移植围手术期支持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破了以往一些禁忌证的限制,促进了肺移植事业的发展。本文对ECMO在肺移植围手术期的适应证、置管策略及应用作一综述。

肺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疾病的唯一有效方式,但肺移植受者的早期预后远不如其他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其中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是影响其预后的主要原因之一。PGD是肺移植术后早期发生的一种急性肺损伤,是导致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肺移植受者术后PGD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供者、受者、手术等多方面。本文对肺移植术后发生PGD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提供参考。

量化加速康复外科护理模式对肺移植受者骨骼肌功能及康复效果的影响

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部疾病的有效手段[1],受者术后的护理过程及康复方案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治疗的有效性及患者的生活质量[2]。近年来,加速康复外科(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surgery,ERAS)的理念逐渐被引入其他器官移植中,旨在基于循征医学基础上,优化围术期干预措施,鼓励患者早期活动,减少应激、减少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快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3-4]。术后早期进行康复锻炼有助于提高患者活动耐力,改善患者肺功能状态,降低肺移植术后并发症对患者造成的影响[5]。ERAS需要更精准治疗,不仅仅包括肺康复训练方案的精准性,还包括术后症状管理的精准性及ERAS临床标准评价的精准性,从而达到控制症状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6]。鉴于缺乏标准化、系统化的肺移植围术期ERAS管理模式,笔者对肺移植受者实施了量化ERAS康复护理模式,并探讨了该模式对受者骨骼肌功能及康复效果的影响。

肺移植期间肺缺血再灌注损伤及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

肺缺血再灌注损伤(LIRI)是发生在肺移植术后的一种急性肺损伤(ALI),是术后发生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的主要危险因素。近年研究发现乌司他丁、伊马替尼、前列地尔等多种临床药物有减轻LIRI的作用。作者综述已有药物对LIRI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为LIRI预防和治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双肺移植后复发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1例并文献复习

郎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s,LC)是树突状细胞家族的成员,在抗原处理的免疫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是由LC 过度增殖引起的一种疾病,当局限于肺时,称为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pulmonary langerhans cellhistiocytosis,PLCH)[1]。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肺移植术前评估及维护策略探讨

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病的有效治疗手段。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IPAH）是肺移植重要的适应证,在肺动脉高压的分类中属于动脉性肺动脉高压,与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肺部疾病不同,IPAH作为肺血管病,在肺移植术前的评估及维护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