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新议题——“南京论坛2021”国际关系分论坛综述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南京论坛2021”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治理新疆域”分论坛,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竞争、科技革命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角度评估了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新特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新手段、未来中美竞争的新赛道等视角分析了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新动向。论坛还围绕极地治理、核治理等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次论坛紧密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从多层次、多视角提出真知灼见,扩展了对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与前沿领域的认识。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

国际体系正在加速转型,其主要标志是:中国和平崛起、"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一种新的超越意识形态及战略竞争的大国双边合作关系正在全球范围内成型。但目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西方盟国掌握主导权,在双边同盟和八国集团与中国之间有一条或明或暗的战略分界线。中国与西方大国既有广泛的合作;又有各种分歧和战略性的竞争。东亚区内多层次、多形式的多边和双边合作在加强,新的地区秩序正逐步显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依赖于构建良好的周边关系。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安全的思考

对国际安全进行宏观思辩和理论思考时 ,现实主义强调 ,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 ,每个国家都面临“安全困境” ,结果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虽然安全困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但均势政策能最有效地解决因权势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和不稳定局面。亦有现实主义学者指出 ,安全的获得可以不通过均势而靠优势强权 ;理想主义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保证了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 ,其关于国际安全最通常的见解是世界政府论、集体安全体系论、自由经济秩序有利于增强和平理论和民主和平论 ;革命主义主要有马列主义以及受马克思著作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其代表性观点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论和世界秩序学派的世界秩序论。

大国战略博弈与国际形势新趋向

当前世纪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竞争优势转化乃至国际秩序调整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新态势。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对华实行“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使大国对抗重回世界政治。国际格局演变使亚太开始具有区域冲突的现实性,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新一轮变局。这既对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带来重大挑战,也为中国引领世界繁荣稳定提供了机遇。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向,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和秩序构建,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力量。

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

入江昭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曹大友自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就国际关系的分析模式而言，这次争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以文明或文化概念...

论黑格尔的国际关系思想

黑格尔可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国际关系思想包括国家个体、国家个体之间权势冲突关系和世界历史三方面内容,基本反映了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面貌和性质、德意志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他本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尽管黑格尔国际关系思想仍不免片面,也带有一般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那些弱点,然而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关系本质性的一面,甚至可以说较主要的一面,由此仍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将他誉为现代国际关系思想的一位鼻祖。

后现代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文艺复兴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兴起并不断地渗入到文学、绘画、建筑、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同样受到了后现代哲学的冲击。它不断冲击国示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领域,使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一批新流派如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等。本论文首先阐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然后从认识论、本体论层次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后对影响进行评价。

“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较为活跃。在近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全球南方”团结协作、贡献巨大,并将继续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发挥作用。这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一股重要力量的力证。为继续在未来海洋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南方”要消弭因内部差异和外部势力干扰而产生的离心力,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大国也要付诸行动形成合力。作为“全球南方”当然和重要一员的中国,要继续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印俄高度军备依赖关系生成机制探究——基于主动锁定策略的分析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在“两个大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两个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本刊特约5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确立及其对华政策重构的推进,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日益与行政当局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强化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进一步介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际环境、美国社会、议员个人等三个主要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快速整合国会两党既有优势力量,聚焦于经贸、核心科技、台湾地区问题、军事安全等议题,以提出涉华立法提案、举办涉华政策听证会、发起涉华调查案以及发布研究报告等跨党派合作方式,炒作中美战略竞争。该委员会的相关涉华作为,阻碍了中美人文交流,推动对华经贸科技“脱钩断链”,负面冲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相关动向还产生了极具危害的外溢效应,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对立,增加地区与全球治理的成本。但鉴于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遭遇的反对、内部存在的分歧及其缺陷,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这一国会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展望未来,中方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智库专家对话、与美方在全球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国际体系中的“失败国家”析论

“失败国家”作为一种切实存在的国际现象,不仅对其本国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对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失败国家”特有的前现代、无政府、轻人权、强依附四个方面的本质属性。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失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人权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安全问题。实际上,“失败国家”问题还涉及国际政治中的主权与人权、秩序与正义、大国与小国关系这类永恒主题,因而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效应。

我国东北国际河流与东北亚安全

我国东北国际河流主要以界河为主,鸭绿江、图们江、黑龙江等几条界河构成了中朝、朝俄、中俄的共同边界,界河是相互依存的重要物质因素,它与边界安全息息相关,上述重要国际河流的存在也使得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以及我国东北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繁,对水资源没有很好地开展国际合作等原因,使该流域的水资源已经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我国目前应借鉴建构主义理论,更新观念、以国际法为指导、以河流自然地理为基础建构友善的睦邻关系,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地缘政治、弹性均势与美中印三角关系

在亚洲地缘政治中 ,弹性均势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美中印三角关系的结构特征。在这一均势体系中 ,每个国家都可被视为试图发挥居间制衡作用的平衡者 ,每个国家都不可能与另一国结成正式同盟 ,每一国都试图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扩大与其他两国的关系 ,同时当利益一致且发现两国立场相同时 ,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 ,反对第三方。当前 ,美中印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国际警觉印证了弹性均势论的合理性 ,但同时这一理论也存在着重大的学理缺陷。第一 ,美中印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 ,第三国因素还远未达到足以超越双边关系的战略地位 ;第二 ,三角关系中的均势论明显地忽视了其他大国的作用 ,而这些大国足以对三角关系施加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 ,当战略因素中渗透了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因素后 ,三角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这也决定了均势论的解释力度还相当有限 ;第四 ,三角关系的存在并不像均势论所揭示的那样必然地使一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事态的发展作出机械的。

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作为一类国际行为体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管理和国际参与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间国际组织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众多的非政府组织被纳入联合国体系之下 ,在经社理事会获得了咨询地位 ,确立了与联合国联系的会议机制和机构机制。随着国际参与能力的提高 ,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效应。尽管非政府组织有着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但总体上其全球治理能力还很有限 :其对国际政治的参与完全依靠公众舆论和说服力量 ,根本无力与主权国家相抗衡 ;它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联合国 ;

旧欧洲的衰颓──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凡尔赛体系立即暴露出致命的弊端。战败了的德国竭力发展其潜在的战略优势，不断对凡尔赛体系发动挑战。被自满自得的虚幻感搞昏了头的英国不但漠视潜在的德国威协，而且同情和扶持德国改变现状的要求，实行扶德制法的外交。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又萎靡不振地尾随英国。由此形成的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事实强烈地体现出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欧洲的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