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城市住宅与社会分层——以民国南京住宅建设为中心

1927年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随着模范首都建设工程的推展,城市住宅建设成为市政工程、更成为国家形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计划》对城市住宅进行了详细规划与分区,南京市政府随之开展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住宅规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区域的居民构成与社会分层,南京城市住宅空间的布局也随之由传统的以自然化分区为主,向以社会分层化为主的空间布局转型。显然,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建设、控制与改造是极具深度的,它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城市形象,更影响到社会分层与空间转型,这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从“宪政”到“党治”——孙中山“再造民国”思想转换透视

本文是对有着"国父"之称的中华民国肇创者孙中山为什么在创立民国后会逐步离弃其原先创建"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理想和诉求,进而效仿苏俄体制,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实现其"民国再造"思想变化演进的一个初步透视和探析。孙中山思想转换的过程划分为:(1)"二次革命",重举"革命"大旗;(2)东京组党,舍民主向往集权;(3)结束"护法",走向"师俄"之路;(4)联俄容共,践行"以党造国"四个阶段。文章分别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以及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对国家政体的重新思考作一厘清。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把在中国实现英、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斗目标。然而,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的黑暗,不仅把孙的梦想击得粉碎,也使孙中山改从集权政治中寻求新的出路,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榜样"效应,更使孙中山直接走上了"以党造国"、"以党治国"的社会改造路径。

论民国执政府时期的“段氏修制”

民初段祺瑞复出担任总执政时期,打着"和平建设"旗号,为回归"宪政"而作的努力,既是提升个人声望、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也是革命风潮汹涌而至时军阀政治走向末路、北洋军人领袖在审时度势后所作的一个明智选择。其在内政、外交上"改弦更张"的表现,不应视为虚假之举。不过,段氏为"修制"所出招数和努力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既有北洋内争加剧、段本人缺乏实力和整合资本的因素,更是遭遇外部革命风潮强势冲击的结果。段氏"修制"无果及其后执政府的倒台,表明民国以来主要由北洋军人控制的"有共和而无宪政"的体制已完全丧失了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其失败预示的不仅是北洋统治的崩溃,也预示了中国社会近代政治转型就此告别了十多年在"制宪"道路上的曲折和彷徨,取代它的将是一场以建立"党治"政体为目标的激进革命。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

戴季陶(1891年-1949年),祖籍浙江吴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任宣传部长等职。1924年底随孙中山北上,不久南返。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到处演讲,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心著述,反对阶级斗争与国共合作。1925年6、7月间,戴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进行攻击,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曾广泛传播,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遭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进步的国民党人也予以抵制。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其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受到大会批评。同年10月,戴受命主持中山大学校政。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收有戴季陶1926年前后与胡汉民等人的若干通信,较详细地叙述其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的动机与经过,也涉及到“廖仲恺案”、国民党地方党务、戴季陶与胡汉民的关系等。现辑录于下,以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戴季陶的生平与思想、“戴季陶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间的关系。另有同时期汪精卫、邵元冲分别致胡汉民的信,与此主题有关,一并附收于后。原件无标点,无标题,顺序由辑注者编排。

“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职务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壮大西藏的亲汉力量,而热振在代理摄政达札拒绝交权的情况下,也试图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政教大权,实现其在西藏的政治抱负。但达札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打压热振及其亲汉势力,使热振处境艰难。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使其对热振支持不力,结果导致热振被害。“热振事件”发生以后,受到国共内战爆发的影响,国民政府又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支援西藏的亲汉力量,而最终采取“暂维现状”的软弱政策。

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为了战后收复台湾、获得民心,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用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景仰,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使其成为尽人皆知的国家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在台对国父遗教的宣传与大陆同出一辙,流于形式,因此,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因民生问题而引发"二二八"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中山崇拜的积极影响。

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

借用儒家"以身发财"和"以财发身"的概念,有助于分析近代实业家的创业过程与经营理念。张謇办厂之前的职场资历与科举功名,为他积聚了丰富的人脉网络,使他可以更多地接近行政资源,增加投资的垄断性与特权性,这些堪称有助于他创业的"身份资本"。而张謇在办厂过程中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和积极探索,则又意味着他支付了超常的心力与智力,这些可视作他为创业投入的"身心资本"。凡此二者,构成了张謇"以身发财"的主要内涵。但张謇创业的主旨却不是为了发财,而是造福社会。通过考察张謇对发展地方教育和慈善及公益事业的贡献,可以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孔子"以财发身"的遗训。张謇追求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用的创业观,是他成为一个著名实业家的重要原因。

论清末新政与江苏的教育运动

文章主要论述了清末“新政”与江苏教育运动的关系、江苏教育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江苏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清末“新政”首先是从兴办教育开始的,并且将其贯彻始终,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末“兴办教育”令颁布以后,江苏各属闻风而动,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兴起了一股教育运动。在短短的10之中,先后创办了大、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实业学堂2100多所,对江苏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江苏现代化的发展。

知识与制度脉络中的东亚概念史研究--“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东亚近代基本概念的形成、知识/制度与权力、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堪称东亚概念史研究的一次盛会。与会者既描绘了中国和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宏伟蓝图,也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新兴领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想取得像西方同行们那样的巨大成就,中国和东亚的概念史研究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以英西意苏等国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就英国而论,其媒体报道的"第三者"立场,在国际舆论界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政府却因在远东事务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采取了审慎态度。西班牙因在内战中"两个西班牙"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对此出现不同的解读,共和立场的媒体广泛报道了日军南京暴行;支持法西斯叛军立场明显的媒体,则在报道中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袒护。意大利因与日本的盟友关系,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新闻管制政策,但从其相关报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对日军在中国侵略进程的关注以及日军的残暴。同情中国抗战的苏联则通过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传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体的内容,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尽管西方国家立场各异,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淮北是以分散的小农为主要成员的传统社会,不少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端分化。一般由大地主充当的圩寨寨主,多集经济、军事、司法、行政和宗教权力于一身,成为一个区域的实际统治者,对佃农操生杀予夺之权。佃农则承担了初夜权、服役、征战,直至献身等种种农奴式的义务。当时体制的受益者越来越成为社会强势群体,并大量成为代表其利益的政权的挑战者,使社会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

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居留南京和不在南京却关心南京局势的美国人士对事件的大量报道、观察、记录和分析,构成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富有特色的第三方文本,并传播到中国各地、欧洲和美国。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屠杀、强奸、抢劫、纵火、贩毒、推行"慰安妇"制度等犯罪事实,揭露了日本掩盖战争罪行的举措,在东京、南京审判中体现其证据价值。美国文本产生于美国人士对中国军民进行人道救助的同时,亦体现了美国人士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思虑。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

关于南京沦陷后美国公民布雷迪财产损失情况的一组函件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美国公民布雷迪在南京汉口路19号和双龙巷11-B号的住宅与车库等遭到日本兵士的多次擅闯和破坏,各项损失共计547.94美元。为此,布雷迪等人通过美国驻南京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外交机构向日本方面提出交涉。这是日军侵华期间在宁美侨受损的典型事例之一。

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

1933年底福建事变前 ,两广与十九路军联系较密切 ,事变发生时 ,两广却站到了对立面 ,至十九路军被镇压后 ,两广则重新与参与事变的领导人建立关系。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盟友———政敌———盟友的循环。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化 ,主要是由于两广方面 ,尤其是陈济棠对十九路军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然而 ,更进一步看 ,这种亦敌亦友 ,非敌非友的关系 。

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