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文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 192 7-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 :巨额内债的发行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 ,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 ,这对于 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 ,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 ,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 ;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 ,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

193 6年内债整理案对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继 1 93 2年内债整理后的又一次掠夺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又是一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统一公债发行前夕公债风潮的出现 ,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债信大打折扣 ,而且将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恶劣昭示于众。但考诸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 ,整理债务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到的一条减轻财政压力的较好途径。内债整理案的实施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并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 ;它还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 ,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之一 ;整理案也彻底打破了私营银行业对政府财政的幻想 ,开始走上疏远政府财政 ,加强同工商业结合 ,从而较好发挥银行经济职能的道路。另外 ,此次整理案是在政府实现了金融垄断 ,江浙资产阶级已开始沦为政府附庸的情况下实施的 ,这也是此次整理案与 1 93 2年内债整理案的最大不同之处。

“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

抗战胜利后,为逃避国民政府惩治,众多汉奸隐匿香港,内地与香港之间由此展开引渡匿港汉奸的谈判,广东当局借机启动在香港的肃奸工作。香港肃奸旨在彰显国家意志,维护民族正义,强化国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然而,肃奸人员卷入利益纠葛,加之港英政府态度消极,引渡谈判波折不断。愈演愈烈的肃奸风波引发港英政府强烈不满,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封闭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由此引发"国民日报事件"。事后虽经双方协商达成谅解,但香港肃奸工作遭此挫折一蹶不振,以致无果而终。

“祖国将士”被拘之后--战后香港“屈士文事件”发微

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重返香港。抗战的胜利与祖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激发了港人的爱国之情,而宗主国的统治方式鲜有变化,香港社会进步迟缓,种族矛盾有所激化。从1945年9月开始,约10万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北上,"祖国将士"的到来进一步提升了港人的民族自豪感。在此期间,一名中国军官因偷窃嫌疑被香港警方拘捕,围观的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冲砸商店,此即"屈士文事件"。之后,有识之士虽提议港府善待华人,却不了了之。"屈士文事件"开启了此后20余年香港社会动荡频仍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