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良知、文化自信与中国哲学主体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片论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有一个光辉传统,即建立在专业良知基础上的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执着持守,其建树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论证并确认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二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哲学在立千古人极、明万有相通、尽中庸精微、审言意之辨、通古今之变等方面的理论创造;三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自身能够孕育出近代哲学启蒙,融会中西而自创新说。文章还对海外学界以所谓“意识形态化”来全盘否定我国老一辈学者的哲学史研究、以所谓“唐宋变革论”来取代“早期启蒙说”的观点作了澄清。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二则

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及诗人。作为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三国演义》尊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已经"深入人心",同时更因其生性多疑、残忍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狡诈"行径,多为士君子所耻。张作耀教授在其承担的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曹操评传》中给曹操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认为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并在此前提下,"肯定其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地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此三分,铸就了本书的学术特色。张先生认为:曹操其实"性不信天命之事",同时,也不慕虚名,而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手段,建立实际的功业。张先生还以"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题,特别分析了曹操的诗学成就以及他推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杰出贡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长久以来,诸葛亮被视为"智慧的化者、清廉的典范、爱民的贤相、正义的卫士"。在国人眼中,他几乎成为一尊"神"。而作为反映历史真实的评传,则必须以可靠的历史事实为根据,考察诸葛亮身上有哪些精神素质使得国人将之推上神坛,又有哪些治国理军的经验教训可供后人吸取。《诸葛亮评传》作者余明侠教授,虽对三国历史资料及学界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但为写好本书,竟以年迈之身,溯江而上,千里跋涉,亲访武侯遗迹,故能以情理交融之笔,回答读者期待解决的问题。余先生认为:诸葛亮的根本思想是"兴复汉室"。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分析天下大势,提出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诸葛亮评传》详细分析了《隆中对》和《出师表》中所蕴涵的多方面的思想内容。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后叙暨《孔子评传》书后

2012年4月24日下午，当我校完了本书最后一篇《读（孙中山评传）》的校样之后，我的心情并未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那些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过不同的贡献但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学人们，一个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老柏摇新翠 幽花茁晚春──匡亚明教授及其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老柏摇新翠幽花茁晚春──匡亚明教授及其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徐雁编者按：图书选题代表着出版社的出书方向，孕育着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一个出版社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和各省市“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的...

宋元以来江南宗族与祠庙关系的长时段考察——以宜兴叶塘陈氏和善权寺为中心

宋代宜兴存在着大量的功德寺和民间私建的坟刹、坟寺,由坟主所在的家族和对应的寺庙各自拥有并承担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此外,宜兴还存在寺庙立祠的现象,一些家族出于祭祀目的,通过捐献田产等手段,在其选定的寺庙中设立祖宗牌位或专祠,如叶塘陈氏在善权寺设立的专祠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家族与坟刹、坟寺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危机,家族对坟寺、坟刹的控制或约束也日益削弱。入清以后,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乾隆帝下令终结了江南这一悠久的传统习俗。叶塘陈氏尽管能逆势而动,在明中期后甚至将善权寺中的专祠逐渐扩大为整个宗族的祖宗祠堂,但在入清后却遭到康熙、雍正两次大案的打压,最终失去了其在善权寺的特殊地位。

梁启超的现代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对世纪中国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２０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２０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２１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对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道的体验与神秘主义——对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道家之道”的反思

西方学者大多把道家归入到神秘主义范围,其中,本杰明·史华兹颇具代表性。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认为道家是“中国式的并且完全自成一格的神秘主义”。这一点对于进一步研究很有启发。本文提出,道家的体道与宗教神秘体验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属于神秘体验;但道家并不是有神论,因此它不是关涉宗教的神秘主义;道家关注社会治理,统治者通过神秘体验而掌握不可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成为得道者,由此而具有“卡里斯马”品质。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 ,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 :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 ,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 ,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 ,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结构派的这一主张 。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应该使人们从"思想如何有力量"的事实中获得启迪,这是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本质要求。没有必要把"思想和思想史"与"经济"对立起来:自古以来,引领社会的直接力量从来就是经济、政治和思想三者,至今依然是如此。就是如今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力量驱动起来的。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态势,不但制约着经济,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对于思想的力量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思想依其不同属性,既可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是使社会停滞不前的力量,还可以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回答"思想如何有力量"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思想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郑板桥自然主义艺术观与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

郑板桥实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作为研究中国早期近代思想特征的一个特例 ,本文通过对他兰、竹、石画卷中所体现的各适有性、各全其天自然主义思想的分析 ,认定其提倡物物平等、物吾平等、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 ;同时又考察其思想源头 ,指出郑氏思想形似张载之《西铭》 ,而实为阳明后学之余绪 ,企图进一步拉开与伪道学的距离。然而 ,这一思潮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重民权、重理性的思想观念相比较 ,显示出重民生、重直觉感悟的特征 ,因而 ,承阳明后学之余绪而出现的戴震“新理学” ,虽然表现出“断神性而重人生”的近代思潮的性质 ,但同时也预示着 ,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王夫之政治思想近代突破的模式考察——以《宋论》为中心展开

本文以《宋论》为主,结合其他文献来对王夫之政治思想近代突破的模式作历史考察。文章认为,王夫之在批判儒家道德政治既讲捍卫道义而又贪恋名利、既倡仁义道德而又滥用严刑峻法这两大悖论的同时,鉴于这种道德政治强调亲亲、等级以及倡导绝对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缺陷,选择性地吸取了以原儒尧舜圣王型政治理念和道家虚静无为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古典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并予以发展。在民族主义感情的强烈催化之下,船山给古典人文主义政治思想注入了许多积极的近代内容,其人文基础也得以空前扩大,从而较好地弥补了这种古典思想诸多的先天不足,并使其创造性地转化为较成体系且初具近代意义的政治理论。

乾隆三十三年昌吉之变新探——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为中心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爆发的昌吉遣犯起事不满一日即遭镇压,未对当地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冲击。就其性质而言,仅是一次集体暴动逃亡,并非大规模的烧杀抢掠犯罪,更非以攻城略地与清朝当局分庭抗礼为目的的政治性反叛或起义。通过对满汉文档案的梳理、考证可知,《阅微草堂笔记》有关起事日期、原因及被镇压经过的记载,充斥着与史实不合之处。纪昀还塑造了昌吉通判赫尔喜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高大形象,全然不符实情。从史学研究角度看,该书至多只能列为笔记杂谈之流,难作信史。

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还是塞涅卡?——拉莫特·勒瓦耶、费内隆、李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在17世纪法国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三本书值得关注:一是1642年出版的拉莫特·勒瓦耶的《论异教徒的道德》,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相同,但孔子对中国的影响比苏格拉底对西方的影响更大,由儒家领导的中国乃是柏拉图"哲学王"理想的实现;二是费内隆在1687—1689年撰写的《死者的对话》,其中有一篇题为《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对话》,论述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思想分歧,既不同意把孔子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也完全不相信孔子的"圣王"理想或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具有哲学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实现的可能性;三是1696年出版的李明(勒孔德)的《中国近事报道》,该书不再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对举,而是把他比作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一位致力于培养"哲学王"式的统治者却并不成功的"帝王师"塞涅卡,并认为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应把孔子思想与宋明理学区分开来。这三部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7世纪法国思想界对中国哲学认识的过程。

“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从“孔颜乐处”诠释儒家的和谐思想

春秋时期形成的礼文化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来源。孔子以礼文化的教养为思想起点,援“仁”入“礼”,给传统礼仪注入“仁”的新精神。颜回习“礼”体“仁”,以仁贯通天道,不改其乐。孔子、颜回以此实现了身心的和谐。“孔颜乐处”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范畴,对于当代人的心灵环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李贽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思想家。在中国,他被诗人们赋予了犹如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式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被哲人们赋予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或“坐圣门第二席”的崇高历史地位。在国际上,他以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的崇高人格形象,被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文章对李贽在哲学、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思想、文艺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所作出的理论创造作了全面的阐发,以展示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并通过李贽思想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深远历史影响及国际影响的论述,凸显了李贽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探索现代理性重建之路的借鉴意义。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认识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影响

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三大理论基础,引发了关于认识论三大问题的对话:人能否认识终极的绝对真理?是即物以穷理还是立理以限天?科学方法是否具有普世性?对话导致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三大突破:一是在批判审视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了辩证发展的多元真理观;二是以注重质测之学的观念取代了宋儒"援虚理以立说"的先验论,提出了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格物说;三是从中国哲学中寻找西方科学方法生根的土壤,在引进几何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程朱陆王的新致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