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文古籍数字化资源概述

国外中文古籍数字化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公共图书馆是中文古籍数字化开发的主体,科研院所、部分协会和个人也有参与。中文古籍数字化可以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

国际性的汉语热正在兴起。我们在积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同时 ,也要关注海外华人族语 (域外汉语 )的使用问题。域内外汉语出现了许多差异。要正确认识域内外汉语的差异 ,积极开展协调工作。这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协调的原则 ,调查域外汉语的分布情况 ,建立相关的语料库等等。

“兴、观、群、怨”古解

孔子因其"兴、观、群、怨"说,长期以来被视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然而,考察孔子的诗论,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兴、观、群、怨"诸说,都与政治问题有关,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不注意春秋时学诗、用诗的特殊意义,而纯粹从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待孔子,就把功能与目的割裂了开来,对孔子这一具体人物来说,未必切合他的实际思想。

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 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养成关注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职业习惯会使研究工作得益匪浅。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但是能够大致确定其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词还是数量众多的。对于这样的词,我们应该力求从使用时段和通行地域两个角度给它以一个定位。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举例论述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类型。

关于得体性原则相关问题的讨论

得体性原则被确定为修辞的最高原则,“三一”语言理论的科学内涵、得体与得体性的不同、修辞批评中对得体性原则的把握以及得体性原则的正负偏离等相关问题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和阐释。

反训研究

“反训”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随着对反训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的存在越来越持肯定的态度。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对反训进行了探讨,认为反训既是文字层面的现象,又是词汇层面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汉语中,而且存在于世界上许多语言中,是一个普遍的语言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详细总结了汉语中形成反训的原因:一是语言原因,形成反训词和言语反训词;二是文字原因,形成反训字。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俄藏黑水城文献两件类书定名与拼合

本文经过细致勘比,确定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两件编号分别为俄TK314及俄TK322(2)的类书残件可拼合,并确认此二件出自唐人徐坚等人所撰《初学记》第一卷。

论“媳妇”的形成过程

"媳妇"最初写作"息妇",产生于晚唐五代的北方话,是"新妇"在特定地域的转音变体。"新妇"在语音、语义等条件综合作用下转写为"息妇","息妇"通过偏旁类化写成"媳妇"。而"媳妇"可以单说"媳",则是汉字类化以后构形理据的重新分析导致双音词内部形式重新分析的结果。"媳妇"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汉语词汇演变过程中语音、语义、汉字构形以及构词形式之间互动的界面关系,具有较为独特的历史词汇学价值。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

古籍数字化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是古籍数字化研究和开发的核心问题。针对目前古籍数字化概念模糊的现实,作者对古籍数字化的概念重新界定如下: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同时对古籍数字化的性质、要素、目的和原则等内涵做了阐释。并在古籍数字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古籍的概念,论述了数字化古籍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更替

“嘴”的词义经历了由最初专指鸟类,到用于虫类,再到指称动物和人的演变过程;隐性义显现化,与“口”连用和字形影响是其演变的原因;“嘴”“口”真正竞争始于元末明初,到清末,单用时“嘴”已基本完成对“口”的替换,但由“口”组成的复合词还大量使用。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浅析劳伦斯小说中的若干意象

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创作鼎盛期是在本世纪初的 1911- 192 8年 ,其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巨大 ,尽管他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历来成为卫道者诟病的焦点 ,但本文试图通过他小说中大量意象的营造里撷取几片 。

吴梅进北大与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

民国初年,吴梅在北京大学讲授词曲,标志着戏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学术制度的保证。新的时代为吴梅提供了开创历史的良机,吴梅的卓识远见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亮点,两者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五年北大生活对吴梅的人生道路和治学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的身份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并不彻底。吴梅戏曲研究的成就及特色通过与另一位先驱者王国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为明显,两人的治学各有特色,形成互补,不能简单地定出高下优劣。

文本中的自我镜象——从自我身份认同视角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作家自传中的"我"是一个历史见证者,"我"的特异性是被整个时代大潮所淹没和左右的;第二类把自我看成是中心,一切都围绕"我"来写,彰显自我的个性;第三类传主作为文化或精神象征;第四类传主则是感觉化的"我",真实的"我"是在记忆的碎片和个体化的感觉中建构起来的。作者通过撰写自传获得自我身份认同感,同时找到安放生命的最终位置。这才是自传的真正价值所在。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