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现代中国的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其中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一度成为一些大学办中文系的理想,同时也希望在中文系使义理(文学理论与批评)、辞章(文学创作)、考据(文学史研究)之并重或融通。

潜探学理,深绎史脉——纪念孙叔平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从学术成果入手,阐述了孙叔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双重贡献。孙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分说,以四大块构成辨正唯物主义,以“3+9”构成唯物辩证法,以七大块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均有学术个性可观。其成果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孙叔平教授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探索:孙著《中国哲学史稿》建立了“三合一”的中国哲学演进史;以中哲史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相关科学理论为元理论;建立了主客观一,古今统一,认识和价值统一的评价系统;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写作方法;中哲史范畴系统的建立。

反思视觉文化

编者按 视觉文化既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也是一种渐臻成熟的文化研究。由于视觉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领域 ,涉及到哲学、美学、文艺学、艺术史论、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历史、技术、传播等多种学科 ,所以视觉文化研究本身也就带有多学科的性质。本期笔谈集中讨论了视觉文化不同层面的问题 ,从视觉文化的历史性描述 ,视觉文化与人的生存 ,景象的经济学 ,速度对看的影响 ,以及文学抵抗视觉霸权的可能性等 ,做了初步的有益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这期笔谈 ,引起国内学术界对视觉文化及其研究的注意 ,并期待着更高水平的研究涌现出来。

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以来大体经历了引介初创阶段、蓬勃发展阶段和稳定深入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范围广泛、注重应用研究、紧扣时代特征和成就引人注目。加强理论建设和人才建设,积极开展语言关系、语言的变化、语言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迫切任务。

论传记的要素

传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传记的初级形态或古典形态中,传记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传主的生平;随着传记的发展,传记家不再满足于叙述传主一生事迹,越来越重视展示传主的个性或人格;到20世纪以后,现代传记家又更多地考虑对传主人格的发展进行解释。这三种要素的结合使传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日记的形式诱惑及其第一人称权威

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使我们的文学研究不注重文学形式研究,或者说“形式”在文学研究中并未被看作独立的对象,“超越形式直奔主题”成了我们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将文学首先看作思想的载体而不是文学本身,于是,文学理论批评的错位及其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本期特邀几位学者分别就文学的文本、叙事、文体、语言和形式批评进行阐发或个案研究,尝试并倡导“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文学研究新方法,以期引起学界注意。

关于20世纪80-90年代文学思潮的对话

该对话从文化和美学的双重视角梳理了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分别对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文学向内转问题、新写实主义的“零度情感”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消解悲剧意识问题、女性文学批评对男权文本盲视问题、晚生代作家的后现代写作问题、诗歌批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层探讨，着重叩问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后面所蕴含的不同人文价值立场。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交锋与对话，并在坚守文学的批判立场上达成共识。

形式美学:中国与西方

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对我国新时期美学与文艺理论产生了、并将会继续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留下许多缺憾,主要表现为:对我国形式美学遗产的淡忘和冷漠,对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过分热情和一味模仿;忽略了将其同整个西方美学传统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把握,对其形式主义倾向也缺少充分的鉴别和批判。因此,有必要历数中国和西方形式美学的研究过程和特点,权衡较量,去其偏颇,以体现鲁迅先生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才是中国形式美学的未来和方向。

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兼论域内外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与方法

普通话和新马华语词汇的一些差异已经影响到了三地华人之间的沟通 ,应该在它们中间积极开展协调工作。协调中要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主体化和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坚持合作性、通用性、多样性和迫切性等原则。三地华语词汇差异有不同类型 ,按照迫切性的原则 ,协调中首先应该考虑名称相同所指有异以及名称所指相同色彩和用法不同的词语。在具体操作上要考虑到多种相关因素 。

清代论诗诗的新貌

论诗诗发展到清代大为兴盛,清人在杜甫和元好问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多有新创,形成了多彩多姿的风貌。前者如论诗话、论闺秀、论域外,后者如诗加注文和诗加序文。这些新拓展,对扩大论诗诗的内涵,弥补其形式上的不足,皆有重要意义。

西方哲人与东方“孔圣人”

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与儒家文化首次相逢,开辟了“中学西渐”的通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便由此而开始他的“西行远游”。孔子在西方的远游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关注,由他、围绕他而在法国学界和文界所激发的想象和创发力,无疑构成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大“奇观”。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从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到神学家、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费奈隆、培尔、帕斯卡尔与中国孔夫子的“初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

江苏溧水方言地理学研究

溧水方言处于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区,很多语音现象非常特殊。我们调查到浊音送气或者说清音送气带浊流的音读形式,我们认为汉语浊音清化经历了先产生送气成分、后丢失浊音浊流成分的发展阶段。这个音读形式正是这一中间阶段的活例证。

“玄武门之变”与《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

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关键。亲定凌烟阁功臣 ２４人，是他晚年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本文揭示出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晚唐诗人许浑的生平和创作

许浑,字用晦(一作仲晦)。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同为晚唐诗人中的“铮铮者”。也有否定他的。近几十年更遭受冷遇,几乎所有文学史著作,都未提到许浑。应该给他一个恰当的评价。

鲁迅笔下的无赖儿郎——也谈鲁迅对流氓文化的批判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研究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为现代学术展现的是他们各自的精神现象 ,而鲁迅为现代学术乃至现代文化提供的则是丰富的精神资源 ;鲁迅思想中历时性的矛盾和共时性的龃龉 ,正说明了鲁迅精神资源的复性构造。鲁迅之为精神资源与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经典性意义并不完全重合 ,它必然存在于人们的不断言说与不断阐释中。

略论“修辞立其诚”

一百年来,中国修辞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有失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在世纪之交,又强调中国修辞学的传统精神“修辞立其诚”是非常重要的.

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

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汉语言文字学成就 ,特别是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现代方言的撰写及其对历史语音学研究的价值。中古汉语韵母的拟测是制订《方言字汇》表的基础 ,有关辅音韵尾构拟 ,三、四等的主元音构拟 ,一、二等重韵 ,《广韵》十六摄各韵开合口一至四等的韵母构拟 ,都从构拟原则和具体构拟两个方面为中古音构拟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表还是古今韵母历史演变图表。文章还概述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

边缘文人和超前意识──考察严羽诗歌理论的一个角度

严羽一生生活面不宽，交游也不广，他在当时的诗坛处在边缘，对江西诗风和江湖诗风都有批判。他提倡诗禅相通，他的诗学和禅学都有特立独行的气魄。严羽在当时不被理解，但后世却得到广泛的反响。这说明，他的文学思想具有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