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个体选择:一个基于中美样本的实验研究

通过一个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在个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中美两国被试在实验中的行为有系统性的差异:在公共物品实验中,美国被试相对中国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在最后通牒实验中,虽然美国被试作为提议者时的出价相对于中国被试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作为回应者时其拒绝行为更多。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参与者对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时的忍受程度低于中国被试,而中国被试对制裁机制的存在与否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证实:行为差异确实在不同文化的被试中存在,即使他们的实验环境几乎完全一样。

中美城市基层治理的比较研究——以南京与芝加哥为例

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战略选择。充分理解治理机制运行的有效方式在于比较研究,本文着眼于基层结构与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与特点,思考治理绩效背后的因果机制,探究发挥后发优势,优化治理体系,从而有效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

平衡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所采用的一种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平衡的司法实践;20世纪初平衡理论的形成;1937年后平衡解释模式的勃兴。平衡解释已经大量运用于宪法商业条款、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和隐私权等相关宪法诉讼中,成为法律实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是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08年的"赫勒案"的异议中,大法官布雷耶再次使用了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将其进一步扩大到宪法第二修正案领域。

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

杨生茂教授是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不论是作为学术的组织者,还是史学教育家,不论是作为微观的研究者,还是宏观的思考者,杨生茂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促进了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设,增进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研究的课题,他所尝试过的方法,他所追求的理想以及他所投身的事业,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人,并转化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上)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物质援助是抗日战争期间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政府的求援活动与美国政府的援华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关外交的一条主线。本文在搜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这一题目的各种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将对美援与中美外交的关系作一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下)

四、美国对华政策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对美国来说,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援华既是加强中国的抗战,也是为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地位打基础。但美援本身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限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1938—1941年间,这一限制是援华制日与缓靖日本的矛盾。援华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完全独占中国,但援华行动不能牺牲美国与日本作生意赚钱的机会,不能关闭美日谈判之门,更不能把日本逼上与美国直接对抗之路。因而,这一时期的美援从目标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有限。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解决了这一矛盾。但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了使中国成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与先欧后亚战略的矛盾。由于中国政府自身力量有限。

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任东来在冷战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中，美日两国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日关系一度决定了东亚的战争与和平（太平洋战争）；从现实来看，美日同盟是冷战后东亚地区唯一的一个两强同盟。因此正确认识美日关系的实质，是把握２...

中美两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中美两国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协定最惠国(英文 Most Favored Nation,MFN,以下一律用MFN)在国际法中是指缔约一方给予对方享受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同等待遇。中美两国间的MFN待遇最早见于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美国政治极化中的妥协困境

政治妥协是利益多元化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然而在美国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其民主运作中的政治妥协遭遇着巨大挑战。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妥协困境呈现为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对抗态势,主要表征在支持两党的选民态度中。通过分析“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等最新数据发现,美国普通选民对于政治妥协的态度高度分化,这一格局受制于政党认同、意识形态、政治精英等因素。其中,年轻的、低收入且意识形态保守的坚定共和党人是最为反对政治妥协的群体,他们同时也构成了2016与2020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基本票仓,数据还同时表明在特朗普执政四年后左翼的民主党人也更加趋于不妥协,美国政治妥协困境仍在加剧。当前拜登政府治下的美国,以民主-共和两党为基本载体,社会在各个维度的撕裂已日趋固化,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妥协的日渐消失是当前美国民主运行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的英美因素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政府的不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冷漠,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势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上海事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英美两国的外交调停,最终迫使日本回到谈判桌上,并在5月初与中国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维持了上海的和平。该协定的达成,与英美两个大国的调处是分不开的。不过,英美两国调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绥靖日本倾向,也对本次调解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再论德意志第二帝国后期的“世界政策”——以“海权论”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着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走上了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道路。以争夺海外殖民地、追逐世界霸权为标志的"世界政策"成了威廉二世时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家大战略。此后,随着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膨胀,德国开始不顾一切地挑战旧有国际秩序,与英国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逐渐升级。欧洲脆弱的传统均势由此崩塌。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因此仓促卷入一战,并最终遭遇陆上正面战场的失败。在此过程中,德国花费巨资打造并寄予厚望的海上力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战略作用。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德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陆上安全直接关系到德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德国并不具备如英国一样全力发展海权的客观条件。如何根据自身状况和地缘政治态势权衡陆权与海权的资源投入是德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规划国家大战略时不得不思考的根本问题。

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读迈尔文·尤罗夫斯基、保尔·芬克尔曼《自由之路——美国宪政史》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沃伦法院判决的“布朗案”，吹响了种族平等的号角；二十年后，伯格法院在罗伊案中的一纸判决，认可了妇女堕胎的权利：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困境，戈尔与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统计之争，竟然演变为由最后伦奎斯特法院裁决的司法案件！看来，最高法院再也不是美国制宪先贤汉密尔顿所称的既无兵权又无财权的“最小危险部门”。

从中立到同盟——二战初期美国对英国政策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英关系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美国从一开始的严守中立,到“非战”中立,再到与英国结盟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其以中立转向参战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网络威慑与霸权重塑: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演化及动因探析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为适应迅速扩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环境,美国将传统威慑理念引入网络安全战略领域,以网络威慑作为其追求安全利益、扩大竞争优势、重塑国际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被动应对、主动防御、攻势主导和立体威慑四个阶段,在网络霸权追求的驱使下呈现出威慑态势日益强化、威慑体系不断完善、攻防兼备且偏重实战等趋势。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强化受到多种内外动因的影响,是安全—利益考量、权力—政治诉求、思想—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变量叠加作用的结果。美国企图超越传统的战略逻辑,但其战略制定与实施并未单纯地停留在“安全”层面上,而是在激进特征的推动下进行战略的演化发展,其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

网络安全: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的新因素——以美国国家核试验室事件和华为事件为例

自中美建交以来,＂战略互信＂问题始终是摆在两个异质性强、结构矛盾深的大国之间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著名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中在重新审视一战前英德关系的基础上,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提出了如下警告,即如果中美双方像英德当年那样缺乏战略互信,两国关系很有可能也如后者一般走向战略对抗。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中美金融科技风险与监管比较研究

中国和美国金融科技发展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两国金融科技领域监管都经历由相对宽松到逐步强化的转变。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金融科技发展模式与状况,不仅有助于把握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与动态,而且有助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有效识别潜在风险,从而扬长避短、找准未来创新发展的着力点。本文通过分析当下中美金融科技的风险问题并研究其监管制度的优势与漏洞,对我国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的监管模式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建议。

能源“不可能三角”探究:基于中国2021年限电事件

在从油气向新能源转变的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人们在环境可持续性、能源供应安全、价格可负担性的三重目标指导下开展能源革命。能源“不可能三角”在分析能源发展问题、评估能源发展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一概念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浪潮。近年来,随着能源领域对社会公平越发关注,能源“不可能三角”概念进一步扩展。在现实应用层面,这一理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解释了中国2021年限电事件,并提供了进一步保障国内电力安全的对策思路。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智慧财务建设探索——以N大学为例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财务管理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的财务智能化建设顶层设计缺失,存在信息孤岛,信息化系统缺乏场景判断力。N大学财务部门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财务管理过程,建设智慧财务体系,在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内控体系、简化财务业务流程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