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影形态与艺术研究

中国现代电影自诞生的一刻起,即开始在与西方现代电影的互动与博弈中逐步成长、慢慢成熟,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完整的发展轨迹。它不仅保存着灿若星河的重要文献,而且见证了一大批电影人不懈的探索和创新,这些努力共同生成了现代中国电影极其丰沛而多样的内容和文化价值。

以悲悯和温暖的影调勾勒稚嫩——论亚洲新儿童电影的人文性

当代亚洲新儿童电影内蕴丰厚、镜像感人,以独特的人文性享誉世界。这其中,亚洲儿童本位叙事电影积极彰显儿童的主体意识,尊重儿童的个体价值,并且考虑到儿童观众的认知需要,多以儿童主人公的视角来展开单线叙事,令观众对其命运产生强烈认同,从而进行对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状况的深度关照。亚洲非儿童本位叙事的电影文本,尽管展现偏向于成人的价值取向,并且传达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规训,但编导者将这种规训视为是双向的,成人在与儿童的交流中同样产生了觉悟并成长。对弱小的呵护以及成人和儿童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亚洲新儿童电影超越儿童力量的东西,从而成为引导人精神上升的卓越互文本。

借力融合 加速当代传媒差异化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新媒体快速壮大、传统媒体不断转型升级的历史情势下,科学弥合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缝隙＂,加速媒体融合以提升当代媒体自身多元传播力,已是摆在今天媒体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而在主动拥抱新技术中＂云＂化、＂终端化＂,在交互传播和即时传播过程中,介入内容生成,自主实现内容的持续性生产和增值,对于媒体融合战略中的新旧媒体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工程和职责。

跨学科、多领域探求发展戏剧与影视学术研究的新视界

本期“问学”学术对谈的对象是南京大学、南京传媒学院教授周安华。和周安华教授相识已久,他的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复合性以及他在诸多领域分析问题的深刻性,都让人受益匪浅。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综合性高等院校之一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兼跨多类学科的学术研究,并且都有自己创造性的研究见解。

东北亚电影:日常美学的媒介化建构

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上,东北亚无疑具有某种世界焦点的症候,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多种文化的交汇融通,构成东北亚突出的政治特色和醒目的区域特色,这为东北亚各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挑战与阻隔。经过多重近代化的艰辛历史转换,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洗礼,东北亚各国相继完成了初步现代化的追求,实现了经济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快速发展,多数国家跻身于较为发达地区行列,而其基于泛儒家文化的相近的民族文化传统并未改变。以世界性的眼光审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不仅山水相连,风俗习惯、制度习得和文化根系也相互黏连。

“跨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

面对数字化、“互联网+”的科技传播时代,中国电影的中华“民族性”、各民族电影的审美间性需要学界认真审视。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有赖于地缘文化的支撑、“地方”人文的共情创造,决胜于植根中华沃土的深厚蕴含生成,它实际上是一种“跨民族主义电影”,寻求的是多文化、多中心的关联性以及跨地缘空间的共同文化身份的生产。因为当代科技力量不断改变着地域空间的阻隔状况,“跨民族主义”作为非限制的、流动更替的镜像,在知识广谱化的情况下更有利于知识化人。“跨民族主义电影”——民族电影新阶段之体察:其共存的基因图谱,是民族精神重要的询唤力量;其所进行的普遍情感表达与人性揭示,能赢得跨地跨国的观众共鸣。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其生动而丰沛的“原型”意蕴、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和“本真”的生命真实映现,呼唤植根于民族传统的真善美,在一种政治理性之外,凸显了东方文艺美学的自觉,这正是其重要价值所在。

专题:元宇宙电影研究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见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2021年破圈传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元宇宙是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高速移动通信、虚拟引擎、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混合等诸多技术打造的、与现实世界平行共生的想象共同体。这是一个虚拟的宇宙系统,也是下一代互联网积极搭建的数字社会空间。

合拍片电影形态的内在觉悟——基于当代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思考

合拍片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的主要方式。瞄准域外主流市场，以合作间性为形态属性的和而不同的主流商业合拍片，无疑是践行这一战略的主体。而基于域外观众碎裂化与整合化的接受现状与前景，中国合拍片借鉴西方高概念电影，以高认同感与高亲和力的民族文化概念和娴熟、高效的商业表现方式作为制作策略，无疑是开拓国际市场，传播民族文化的有益尝试。将朝气蓬勃的当代中国投影在世界影坛，必须强调以更开放的文化心态，更精湛的制作技术，拍摄让域外观众易于理解，更乐于接受的中国民族电影。

作为媒介艺术的绰约变革叙事——21世纪中国电影的银幕姿态

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即新中国成立70年,回望国产电影波澜壮阔的历史足迹,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感慨万千,也是激情澎湃。新中国电影发展70年,主脉清晰,意蕴明快,其最核心的要旨是一以贯之的时代性的熔铸,即以新时代的选择为选择,以共和国的使命为使命,努力把握人民电影的大方向,逐步确立现代电影工业的内在质感即价值感。

连接力:构建视频媒体的价值网络

近日,阿里巴巴与苏宁云商宣布,双方将全面打通电商、物流、售后服务等线上线下体系。两家巨头的合作形式对于互联网环境下组织与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式的重要启示在于,竞争与合作,关键要看这种方式对所需资源的连接力是否能够得到拓展。对于日益互联网化的视频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亟需破解的命题。

主持人语

作为其时最重要的公共媒介之一,民国电影无论在银幕还是在报刊上,都负载着超量的社会信息,指喻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然而,由于太聚焦于电影产业、技术实现和明星意趣,深具研究价值的民国电影文化反而一直未被学术界所重视。以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对民国电影发展中的文化立场、政治姿态,特别是一些特殊文化现象进行深度历史观察和分析,考索其缘由和成因,判断其在民族电影演进甚或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能有效透视近代文化演变的真实形态。本专栏的两篇论文通过若干重要的民国电影文本和电影历史人物,触及并指认长期被遮蔽的中国早期电影的史实,还原其真实的文化立场,可谓填补了青年电影与左翼电影研究的某些空白。

从“新青春怀旧片”到一次文化间的拼接实验——论青春片的主题发展及主导文化与后亚文化的共通性建构

新青春怀旧片在对青春怀旧后亚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中,使过去与现实交织、进而覆盖现实,直至在影像文本中,历史经验套用成为青年人面对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而现实逻辑在这一方案中被宣布失效。青春片作为对当下青年人精神状态的直观反映,自然引发了来自主导文化的国家青年观与怀旧后亚文化的交锋。进而,电影生产者开始探索弥合主导文化与后亚文化断裂的叙事策略。然而这种拼接策略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后亚文化已成为青年人重要生活经验的背景中,青春片要实现后亚文化资源的良性开发,需要对后亚文化进行更为广阔而深入的解读和诠释。

跨文化自觉与民族电影的主体性问题

“五四”后中国电影身处与欧美互动的情境,而深具传统气质的《小城之春》等成为翘楚,这启示人们在大电影潮流中需要坚持民族电影主体性。电影主体性与民族性息息相关,它包含电影“自我”和“个性”,是对绝对电影霸权的反抗姿态,彰显着电影的“地方”经验和区域情怀。中国电影演变史被太多“模仿史”占据篇幅,好莱坞和苏联电影的影响使我们对自身传统和审美习性关注不够。中国电影应当富含主体性构成,以对社会性的深刻理解和挖掘实现“影以载道”,以低姿态触摸生活之弦,通过个体及民族的心灵感受、细腻的人心描摹实现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光影重构”。当下本土导演自我意识觉醒,反对同化惯例和仪式,一批优秀电影显示了非凡的主体气质。在互联网语境下,要以跨文化自觉与世界对话,也要积极尝试民族电影主体性之充盈,使其更具内涵和张力。

论早期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价转向及获奖影片(1982—1993)

香港电影金像奖是香港在票房评价之外最重要的评奖系统,其评奖价值随着社会意识的波动、电影业的发展情况、评审群体的审美偏好而调整变化。金像奖的第一次评价转向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具有文学倾向,重视在地性、作者性的影评人,与关注市场表现、具有跨境传播冲动的电影人之间关于话语权重的角力。其结果体现在第五届的评奖结果中,即聚焦于在地书写的社会写实电影被充斥全球化想象的商业类型片所取代。

八十年代初台港两地电影交往及评奖实践

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与香港的电影交往也发生了变化。迫于竞争和大陆发展的压力,台湾当局一方面鼓励香港电影资本在本地生产,一方面对涉及大陆要素的香港电影实施惩戒。这种指导路线也影响到香港电影在台湾的评奖,但惩戒方式从直接简单转变为软性隐蔽。在保守极端的评奖环境形势下,迫切需要在票房评价之外新建评价体系的香港电影业对内地的评奖产生想象与期待。

凝结与变异:亚洲新电影的类型超越

跨越宗教、传统和习俗,凸显自身的"内在根性",亚洲新电影以更自我、更灵动的气质,共享、调用、分拆和互补类型元素,创造了当代性和民族性一体的新类型电影,其主要特点是:远近适度的中景美学、着力嫁接的复调技法和亚类型化的模态。其色彩斑斓和影像奇异的秘诀是把电影类型作为拷问人性的手段,深化现实主义的表征。所有这些给发展中的世界类型电影以超越商业意义的重要丰富和补充,使其更蕴蓄、更现实、更具情感张力。

与历史和现实深情对话——改革开放与中国戏剧影视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艺沧桑巨变,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尤甚。作为"后发力量",其伴随中国现代性追求三个最重要的价值坐标而动,即思想解放、改革发展和共同体追求。当代中国影剧文学一路艰辛,走过了凤凰涅槃的重生、兼收并蓄的强势探索、着力发掘的奋进和融入世界的新千年四个阶段。由严肃的政治创作"开盘",从"探索潮"、"雅俗同场,多型共生",深耕艺术,到主流多样化和新商业美学同构,中国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在新维度、新思维中定义自身,定位自身,在与国际、与"他者"艺术的多边互动中汲取智慧,创造新意蕴、"新语法",逐渐实现了整体的艺术厚重感和美学性的确立。

亦真亦假,亦虚亦实——当代中国影视剧与游戏融合研究述评

自影视剧与游戏融合问题进入学术视野以来,关于二者的双向改编以及由改编引发的叙事问题;影视的游戏化和游戏的影视化;影视对数字技术的倚重以及由此引发的真实性讨论;影游融合之后影视作者的独立性存在与否;影视与观众的相互关系;游戏对影视的审美习惯影响等等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缺少对影视剧与游戏的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重复性研究较多;个别领域研究深度不够等方面。

抵抗性、先锋性与暧昧性——试论袁牧之新兴“通俗剧”电影

戏剧艺术家袁牧之“由戏及影”后,其先锋性的视听实验使其电影不仅具有在都市各处随时随地建构抵抗性情境的强大能量,还实现了对都市现代性表现形式之一的“通俗剧”模式之辩证式超越。袁牧之身处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民族电影工业背景与左翼倾向、上海都市文化中多重现代性之间富有张力的博弈关系、其先锋艺术家身份及新兴电影自身政治与美学上的双重暧昧,共同构成袁牧之新兴“通俗剧”电影的抵抗性、先锋性与暧昧性。

跨文化自觉与民族电影的主体性问题

和其他大众视觉传播形式一样,21世纪的电影也被纳入全球化话题,在一种整体性框架和美学层面遭遇审视和质询。然而,电影在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值得关注,美国学者乌尔夫·赫德托夫特称电影全球化“充满悖论和张力”。他特别强调,电影全球化的表现格外复杂——“有些是民族或地域造成的异质现象;有些是地球村及其消弭民族特征所代表的同质倾向;还有一些则倾向于在接受跨民族文化过程中,在它自身的精神视野、自身的理解与行为方式内,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进行重新诠释和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