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结构与中国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基于2011年全国23省149村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中国村级基本公共物品供给,在不同地方乡村之间存在着供给质量的差异,村级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一方面受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复杂的乡村内生权威和组织结构。因果关系表现为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越大,供给质量状况越好,其中固定转移支付与专项拨款相比,专项拨款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庄,供给质量相对较差;存在教会组织、老年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的村庄,供给水平也相对较好。实证研究表明,要切实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并高度重视作为治理之基的乡村内生权威与组织结构建设,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力量下乡与社会治理结构承接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最大化。

元宇宙与公共性:一种政治理论的分析

元宇宙的兴起正在对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可能威胁到公共性这一基础性政治价值的实践地位。公共性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进入政治实践,得益于权力的国家化与国家的公共化两方面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特殊条件也为公共性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随着元宇宙的兴起,这些条件受到了冲击。首先,元宇宙会造成人的全面零工化,使得人们无法作为一个集体开展行动,无法作为一个集体来寻求公共性所需要的政治平衡;其次,元宇宙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存在,从而动摇公共性所需的平等意识形态;再次,元宇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扩张,结果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转向元宇宙市场,进而引发越来越多资源从国家向元宇宙市场的转移,不断蚕食国家这一公共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要在元宇宙时代维护公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地位与功能。

乡村和地方治理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村民自治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提升村民的自治水平和提高基层的治理能力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何去何从”成为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与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

国际学界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

数十年来,国际学界通过将爱国主义界定为心理学概念,试图使其跳出聚讼不已的意识形态泥潭,以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以概念建构与测量优化为基础,其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已达成若干重要共识:爱国主义是与民族主义不同的国家依恋形式;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建设性维度要比盲目性和象征性维度更为健康、良性。不过,在概念建构与测量、民众观念的类型学讨论、理论解释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待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研究仍以欧美文化的独特理解为中心,缺少跨区域、多元主位视角的讨论。国内研究应当充分吸收学界的既有经验与教训,注重普通民众的视角和逻辑,建构更为合理的概念与测量工具,推进科学而系统的实证研究。

“差别性的尊他意识”:中国民众尊严观的实证研究——基于多源数据的交互分析

尊严是测度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网络文本与多个地方和全国性抽样面访数据分析发现,近四十年来中国民众的尊他意识呈现历时性进步与结构性差异的特征。自2006年以来,颇具传统特色的“示众文化”日益受到民众的批评,但在受众和公众、正向议题和负向议题、双向互动和单向度表达、政治与社会情境等方面,民众的尊他意识呈现较强差异性。这表明,民众的尊严观念仍保留传统底色,以差别性的尊他意识为基本特征,与平等性尊重每个人的现代尊严观念存在差距。

公共服务的个体化分布如何影响个体获得感——小城镇与乡下村落样本的比较分析

基于“2019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中3487个小城镇与乡下村落的样本,从个体层面考察其生活场景中公共服务的客观供给状况,通过个体的获得感体验,厘清公共服务供给向获得感转化的具体机制。研究不同于现有文献多以宏观财政或统计资料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是以访员观察方式记录受访样本个体层面的公共服务客观分布数据;在公共服务内容上侧重于个体较易感知和较常接触的事项,同时兼顾不同区域及不同个体的普遍适用性;公共服务获得感指个体在获取公共服务时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对获取便捷性的体验。分析发现:个体层面公共服务供给的东中西差异不大,但小城镇的供给水平却显著高于乡下村落;受访者的公共服务获得感也表现出明显的小城镇优势。分组回归模型则显示,中部地区样本的公共服务体验,具有显著的“镇-村”居住地差异,且受社会服务类(而非基础设施类)供给的显著影响。对小城镇样本而言,客观投入驱动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提升效应并不显著,但在乡下村落样本中,公共服务客观供给仍能显著提升个体体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之下,乡村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发展既要考虑均等化,也应注重区域与“镇-村”的差异化机制,以此将公共服务的客观供给更为高效地转化为个体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政府评价层级差异与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尝试以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评价差异解释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和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民众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绩效、动机以及腐败程度等问题进行评价时显著青睐于中央政府,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导致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产生了差序政府信任。

村务管理中的农民参与——5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

农民参与村务管理尽管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参与水平不高、监督参与率低,正式参与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研究表明,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以及低政治信任和高政治功效感的村民,其村务管理参与度越高。在这里,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与情感——价值理论虽然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但也出现了适用边界限制,村民参与管理并未出现年龄方面的代际差,富有本土特色的宗族背景和传统价值观、以及宗教背景与民主价值观也均未影响到村民的管理参与行为。

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对China Survey 2008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

已有的研究认为个人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但是通过构建分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除了受到上述自身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所在地的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则当地的个体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如果把上述静态观察纳入动态视角,那么在有效的政策措施出台前,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调低自己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

近年来乡村社会虽已出现乡村面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繁荣景象,但也潜藏着某些治理危机。这种乡村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不仅是治理技术与治理体制的危机,更是乡村生态、文明与文化的危机,呈现出"复合性危机"趋势。这些在不同层面所体现的多重危机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互为因果的循环。这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既有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常见的普遍性问题,更有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性问题,即当下国内所特有的"中国式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乡村治理体制的深入改革与完善。

中国技术型治理的形成及其风险

在近代理性主义驱动下,技术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如果失却现代价值的奠基、引领与制约,现代社会就极有可能走向技术型治理。技术型治理在我国的形成,除受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之外,还受精英传统与权力本性的驱动,过于弹性的治理概念的影响,并与传统中国"重术而轻制"的惯习以及误读境外经验教训等因素有关。应当注意的是,技术型治理在给现代人带来便捷、效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技术操控、治理绩效内卷化与高成本的困境,更可能带来民众政治钝化与极化的风险,形成治理的技术替代之思维习惯并重回"新计划经济与社会"的诉求。无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借助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之支撑与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走向"技术型治理",而应当走向现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俱强的民主参与式治理。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差序政府信任: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在2002、2008、2011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探讨了差序政府信任的概念、现状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受到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接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半开放式的媒体环境、适度而非绝对的权威取向文化环境以及民众对于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不满和基层民主参与的匮乏共同催生、强化了差序政府信任现象。

近70年来乡村治理体制与政策实践的反思

近40年来我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巨大进步,直接来自于体制与政策改革所释放的强劲活力,但“三农”依然被一些基础性社会体制与权力结构所桎梏。乡村社会一直坚持着“革命”的主体性遗产,乡村土地、户籍与社会福利等基础性体制、资源配置体制和集权性体制仍然在继续运行,农村各类资源依然被源源不断抽离,由此,持续性的惠农政策仍难以有效扭转乡村衰落的总体格局。乡村发展与振兴已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需要驱动机制与动力的“除旧布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走出技术型治理的局限,迈向以民主、自治、法治和文明为方向的治理创新。

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估——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治理的秩序: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实践逻辑

城市和乡村是现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两个地理单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股强大的力量——市场与民主——把中国乡村社会卷入了一场恢宏壮阔的变革之中。随着底层民主操练的不断深化，乡村治理绩效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均衡。乡村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和琐碎实践展示出乡村治理的非同质性和非均衡性，或许“底层丛林”和“草根博弈”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乡土中国的另一面，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范式。以他者的立场，通过对日常乡村生活隐秘知识的挖掘，以阅读和理解的方式将“解释性地说明”和“说明性地解释”结合起来，以期达到对“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及其背后人们信念和价值观的理解。面对偏执效率累进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和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自身传统小农经济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迈向城乡一体化已然成为了当前中国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前进路向。

村民自治会影响党的领导吗?--乡村居民与地方干部意见的分析

村“两委”关系问题的实质,即是对“村民自治会影响党的领导”的疑虑。学界对此一直缺乏系统而扎实的研究,进而形成必要的学术共识。借助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调查数据,通过对乡村居民对于村党组织在村选举的实然作用与应然作用.村“一把手”的实际对象与应然对象、村选举对村“两委”关系的影响的认知或评价等维度分析,发现乡村居民对于村党组织和村支书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与评价,并未因村民选举、村民自治而改变。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并未影响到“党的领导”,党在乡村的领导权威和地位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他们较为普遍地认同“两票制”,并不支持“一肩挑”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意见的多种理据切合现代政治的常识性原理,如对选举的正当性价值、选举权及其程序价值、选举的工具价值,对政治生活中分工与效能、权力监督与制衡、科学决策与协商等现代政治常理的认同与支持。显然,这种民意状况,正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对村民自治与民主发展的有力支持,更是对精英或威权取向政治的强力驳斥。

文化治理在乡村: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浙江六村的庙宇与节庆

中国维系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的机制有多种解释,文化治理可能也是一条解释路径,即通过充分地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获得国家的合法性。文章因此建构了一个基于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文化系统动态反应模型,一方面展现了国家基层政权如何利用文化治理来获得合法性的细节与技术:博物馆—寺庙神道,现代化与传统性的交融;复兴的传统节庆,合法性获得与本土权威的树立。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必须要渗透农村社会而后贯彻其政治意图,存在着国家审美与民间偏好的互动。国家与乡村在文化系统的动态反应模型中通过形塑、影射、渗透、延伸、挪用与创变保持平衡。最后提出了文化治理在乡村的限度,需警惕文化治理的戏剧性演绎、文化治理对生活渗透的边界问题以及文化治理主导权的互动与均衡。

国外农民抗争研究:学术传统及其争论

作为一个充满论争的传统领域，“农民抗争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这既表现为多元性的研究方法，也表现为多元性的理论框架。基于对当代农村抗争事件、革命或运动研究经典之作或著名学者的述评，本文勾勒了国际社会科学界有关农民抗争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核心问题、解释框架和重要论争，展示了其中的范式与逻辑更新。这种进步，既暗合于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也明合于国际学界从革命理论向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运动理论与抗争政治理论的演进路径。当然，农民抗争研究也已成为社会政治理论进步的重要来源。

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内容分析及建设策略——以部编“三科教材”为例

教科书是国家濡化能力的重要承载者,发挥着传播主流政治知识、传递核心价值观念,培养公民的政治情感和认同及提升参与意识和能力的重要功能。部编“三科教材”内容分析显示,“三科教材”在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和政治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侧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传递。提高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效果,有必要在教科书内容及日常教学中增加政治知识的分量、重视政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强化政治实践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