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市与集体记忆: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大学城”计划始末

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后,开启了该校稳定发展的新局面。除了提升学校教研水平,罗家伦还积极推进学校基础建设。他于1933年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央大学从南京市中心迁往市郊、建立＂大学城＂的计划。该计划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校内外的反对声音十分强烈。最终,该计划因抗战爆发而终止。迁校建立＂大学城＂的目的,一方面在校舍面积、办学规模和教学品质上凸显＂最高学府＂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学校在获得政治资源的同时又远离首都政治中心,保证学校安定的环境。但是,在众多校友及部分舆论看来,中大的迁校计划不仅在地理上抹去了＂首都大学＂的地位,而且割裂了最高学府的学术传承和＂集体记忆＂。中央大学＂大学城＂计划体现出近代中国大学与城市的复杂关系。

从《青年之路》看戴季陶对青年运动的态度

南京建政之初,鉴于政局纷乱,青年运动易被共产党掌控,使得原本就对群众运动抱有敌意的戴季陶积极主张停止青年运动。他要求学生树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学习俄国人的革命方法而不是其主义,远离政治运动,专心为革命求学,为革命建设打基础。戴季陶的主张在当时虽对青年影响有限,但不久即转化成国民党的政策,成为国民党指导青年运动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原则。

地方冲突与国家治理:1935年黄河水灾与苏鲁治水纠纷研究

1935年7月10日,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大溜南奔,苏鲁数十县被灾。两省主要围绕7月中下旬鲁西南赵王、洙水两河决口与8月底苏北大堤被掘发生纠纷。山东将赵王河、洙水河决口归因于苏省在微山湖筑堤修闸,阻水下泄,南阳湖倒漫。江苏则指控,由于“误会”,鲁省兵民越境挖掘堤坝,演成苏北大灾。面对治下两个“特殊”省份的冲突,国民政府适时介入,然而,苏鲁在治水实践中依旧各行其是,中央决策几成一纸空文。该事件为考察“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凸显即便在重大危机管理中,国民政府的相关举措不仅在“半独立”的山东难以得到贯彻,就是在统治核心省份的江苏也无法有效开展。

中古地理书的源流与《隋志》史部地理篇

魏晋以来地理撰述的兴起主要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南朝有以“地点”分隶典故以展示博学的风尚,与《隋志》史部地理篇的形成有很实际的联系。但《隋志》地理篇小序有意建构另一种地理书的发展源流,强调地方行政与文书档案的作用。事实上,早期基于上计文书的地理撰述偏重郡县道里人口,仅以正史地理志(州郡志)为编纂的终点,与兴盛的私人地理撰述间有一定界限。随着南朝以来官方编纂继承学术发展成果和向更多领域扩张,隋代出现了既包含物产风俗等丰富内容,而又以上计文书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官修地志。至此,官方编纂与官方目录相配合,取得了引导地理书发展的主动权。地理书的个案是中古时代帝国官僚体制向社会文化各领域扩张的一个缩影。

现代转向:工业文明与江南乡村社会权力(1901—1937)

通常认为,清末新政以降,历届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资源的榨取而强化了国家权力的渗透,这一过程导致土豪劣绅继起,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但在江南地区,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现代工业的兴起为普遍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初步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生成的内在基础。农民能够摆脱乡土社会依附关系,个体的独立性得以发展。明清以来地主的大规模城镇化,加之20世纪中前期工商资本家对农村土地的投资以及大量离村农民的出现,致使江南地权的归属空间主要集中于城镇。因此,以汲取赋税为重要目标的国家权力对江南乡村的渗透较为虚弱,被视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权力异化的主要制度安排的保甲制亦有名无实。江南乡村精英权威的来源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服务能力、道德品质与知识水平。一些实业家和新式知识分子凭借对乡村建设的贡献等要素而成为新型乡村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