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大学商学院为例

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是高校共青团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高校实现德育功能的重要抓手,如何更好地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是高校的一大重要课题。本文以南京大学商学院为典型案例,总结出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七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助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增强交流 携手合作 共对挑战——第二届中国会计与财务国际论坛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

为了让国际会计学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会计与财务的发展及研究状况。特别是如何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中国会计学界与国际会计学界的有效沟通，中国会计学会和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于2009年11月13-14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会计与财务国际论坛。本次会议涵盖了会计与财务方面的前沿研究。不仅包括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热点话题，更结合了实务界的诸多现实问题，体现了会计与财务这一应用性学科的特点。

加快创新中心城市的一流大学支持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家科技创新竞争的决定力量。相比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我国创新中心城市数量明显低于对应经济规模应有的水平,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一流大学对创新中心城市建设的支撑能力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偏少、大学布局与创新中心城市空间偏离、大学对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不足以及人才培养重心过低等问题,从而阻碍了我国创新高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加快建设以世界一流大学群体为支撑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尽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科类大学生择业行为研究——以南京大学商科类学生为研究对象

以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CCT)为基础,通过对南京大学商科类在校生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商科类大学生求职择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问卷调查中针对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对于大学生择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专项调研。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经济环境变化是影响商科类毕业生求职择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教育环境和所学专业是影响大学生求职择业行为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个别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经济波动对大学生求职择业行为的影响存在弱相关性。因此,高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商科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大学生自我管理与就业关系研究——以南京林业大学2011届本科毕业生为例

基于663名应届本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认知、自我情绪管理、自我计划设定、自我生活管理、社会活动管理)与就业(就业机会、就业代价和就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自我情绪管理、自我计划设定与就业机会负相关,自我认知、自我生活管理和社会活动管理与就业机会正相关,自我认知和自我生活管理与就业满意度正相关,自我生活管理与就业代价负相关,自我计划设定与就业代价正相关。

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冲突解决机制——以华为与X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心为例

通过对华为与X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心展开分析,探讨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冲突解决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冲突得以解决,是二者共同构建结构混合逻辑下自治组织单元的结果。在自治组织单元内部,企业与高校协商设计了分情景确定主导逻辑、主导逻辑保障少数逻辑利益、少数逻辑支持主导逻辑地位3种机制以确保组织单元的有效运行。研究结论对丰富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并扩展制度逻辑理论中结构混合方案的研究,同时对企业与高校的协同创新实践具有启示。

SPOC教学模式下大学封闭在线课堂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大学的计划内教学从“线下”转为“线上”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教学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线下教学,也不同于开放式的慕课(MOOC),而是类似于新兴起的SPOC教学模式,可称其为“大学封闭在线课堂”。大学封闭在线课堂,构建了包含教师能力、教师态度、学生能力、课堂组织、学生投入与学习效果之间的作用机制模型,文章对893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教师能力、教师态度、学生能力、课堂组织均对在线学习本文效果有正向影响;而学生投入则是上述变量发挥影响的核心中介机制。在SPOC教学模式下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应该围绕着学生投入性这一核心要素展开。

以新促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效培育

新质生产力是以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适应新技术、新经济、新价值和新业态的新型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和主要阵地,新兴产业通过要素的协同集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融合发展,塑造“以新促质”的新动能。

以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新”强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质”则强调新质量、新质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选择,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中之重,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助于发展“三新”经济,打造新增长引擎;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扩大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在于,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实现生产力跃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为了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发展新型人力资本,强化高水平人才支撑;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国竞争加剧的历史性交汇时期,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数字智能时代关联,能够在产业结构高端化、生产流通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化、数字实体融合化以及产业发展低碳化等方面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当前,产业体系现代化面临着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生产和流通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充分不平衡以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环境约束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为此,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于:以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以创新配套基础设施、要素资源流动和创新营销模式推动生产流通智能化;以基础研究、创新人才和创新协同体系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化;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实体融合化;以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低碳化。

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

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和实际切入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不仅成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还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乡村情境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是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焦点。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脉络发现,异质性情境决定了乡村创业研究的侧重点,使不同区域开展的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且碎片化的特征。为推进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梳理多维情境中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情境下开展乡村创业研究的综合框架。该框架遵循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强调最契合动态嵌入模式的选择。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该嵌入模式的动态特征决定了乡村创业实现路径会不断演化甚至有双元嵌入融合的可能。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乡村创业的理论边界,有助于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发展,表明在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时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当地乡村情境为核心,合理编排相适配的资源,选择恰当的嵌入模式以促进当地产业有序、良性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错配抑制与中小企业景气提升

金融歧视下的资源错配,已成为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何突破这一约束,融合“普”与“惠”的数字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资源的诉求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中小企业发展调研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都能促进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融资匹配度,由此提升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特别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的提升作用具有“均衡器效应”,景气状况较差的中小企业能够从中获益更多。为此,应当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借助其抑制金融资源错配功能,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其发展中的景气度。

中国式创新:技术赶超的成功范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功典范。本文在回溯中国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中国式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优势,凝练出多种中国式创新的模式:大国超大市场牵引自主创新模式、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突破性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高技术模式、全产业链赶超模式、数字时代的互联式创新模式,并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式创新的实践方向与理论进路。中国式创新既是对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概括与总结,更是以创新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开辟新发展道路的有力引擎。

平台企业互联互通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体系下的关键市场主体,有效地引领消费、教育、医疗等活动,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更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平台双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与多归属性,以及平台企业双重身份的价值创造效应,从而有效提高了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然而,互联互通过程中存有的推动互联互通运行的障碍及互联互通后所引发的潜在障碍等制约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为此,从提升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意识、加强互联互通技术研发、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建设、强化互联互通的反垄断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在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研究——基于海尔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海尔数字平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平台在万物互联等因素驱动下,推动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分为员工、组织、生态3个子系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能创造出商业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3类价值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更迭、商业模式创新等内部支持要素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可提高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效果。

衰退企业“临危受命”CEO如何实现业绩反转——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面临衰退威胁的企业往往期望变更C E O以摆脱困境,然而何种战略能帮助继任CEO实现企业业绩反转,现有研究未能给出解答。基于此,本文将权力理论引入研究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06—2016年变更CEO的民营制造类衰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衰退企业继任CEO、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与反转战略的组合匹配对业绩反转的影响,归纳出“董事会主导×防御型”“外部CEO主导×探索型”“内部CEO主导×防御型”三种反转模式,发现了“董事会为主、CEO为辅”和“CEO为主、董事会监督和咨询为辅”两类制衡关系中主导者动机和能力与战略的匹配,是实现业绩反转的关键,支持了新战略领导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企业战略导向的匹配会影响反转战略有效性的命题,丰富了衰退企业业绩反转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互补性、动态性与战略性

数据正成长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无限供给的特征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支持。企业对数据、数字技术等相关要素的投资推动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壮大,产业数字化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要素互补,多样化的要素互补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数据作为核心要素驱动了二元经济结构的重构,也就是资本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再配置,产业组织以及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通,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数据先行者将率先建立竞争优势。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产业链与价值链被重构,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把握住这次战略机遇,将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而供需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的内嵌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广泛性,使得数字经济呈现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能够有效统筹供需两端,推动供需协同。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为了加快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进程,需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数字革命周期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革命下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和跃升的最新体现。在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关键时点探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要顺应数字革命迭代演变的规律,构建“技术—产业—生态”的新分析范式。数字革命会经历技术导入、融入渗透以及生态构建三个时期,首先以颠覆式数字创新形成技术创新簇群,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新动能;其次以新兴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互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支撑;最后以算网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生态平台。在数字革命不同时期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一是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二是要转变产业政策导向,实现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三是要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变革,形成多元协同的数字治理新格局。

管理会计研究的需求导向及其管理倾向

从需求侧视角考察管理会计的学术路径,着重于从企业的管理目的出发,主动承担制定计划、选择替代方案、评价与控制业绩等具体的研究任务。需求导向是管理会计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遵循。知识的更新迭代是管理会计自然演进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需求对管理会计功能协同推进的结果。学术及其成果是知识增量获取的重要载体或手段,也是管理会计完善与发展的客观映现。管理会计学术研究在知识和市场双重逻辑的需求侧路径下不断变迁或推进,从“实践——理论——再实践”上升为新的理论循环,周而复始,不断演进。从价值创造层面看,管理会计学术研究需要灵活应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满足组织的战略、战术和运行目标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需求,透过微观注重宏观,针对不同国情、不同制度,乃至不同文化理念等事项,映射并强化需求侧下的管理会计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