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际法政策实践:海洋安全与对海洋法规则的“防御性解释”

国家为了达成符合本国利益的目标,通常会在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等实践上呈现出政策化特征,即“国际法政策”。各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条款也同样实践了不同解释和适用立场的“海洋法政策”。新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海洋法政策”的基本逻辑,建立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确立并长期坚持了海洋法相关规则基于“大管辖海域+相对强势的管辖权”为核心思路的“防御性解释”逻辑。随着中国海洋权益内涵的丰富与变迁,以及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防御性解释”在未来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不应“非黑即白”,需要具有“中国智慧”的理论创新。

大国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战略均衡”外交

与莫里森政府一边倒地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相比,阿尔巴尼斯政府展现出更多的战略自主性,提出“多极地区秩序”与“战略均衡”,呼吁与地区中小国家一道塑造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这既是对历届工党政府独立外交传统的继承,又是澳大利亚为了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建立在澳美同盟基础上的独立外交并不独立,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均衡政策并不均衡。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呼吁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对美安全依赖;提出要尊重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空间,又极力拉拢地区国家选边站;期待改善对华经贸与外交关系,又在国防方面极力应对中国的“威胁”,一如既往地把澳美同盟视为对冲任何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保证。因此对工党政府的所谓“独立外交”和“战略均衡”,不宜抱有过高期待。

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

近年来,小多边主义成为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的新兴议题而受到广泛关注。探讨小多边主义合作的起源与发展,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例分析小多边主义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上的实践以及成效,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主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多边合作机制的直接原因,在于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地区霸权的衰落以及其在亚太盟友体系的缺陷而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合作方式来弥补。尽管小多边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不足,但小多边主义合作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将面对诸多挑战。

自主—依赖困境: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调整

自主—依赖困境,构成了澳大利亚海洋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征。一方面,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认知,决定了澳大利亚需要采取与强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对同盟承诺限度的认识,则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能力。澳大利亚在“自主防御”与依赖盟国之间的调整、转化与挣扎,不仅贯穿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发展的始终,也体现了澳对地区安全环境及澳美同盟关系的认识。从“自主防御”的提出、发展到“回归”,澳美同盟与“自主防御”的关系也经历了相互冲突、相互借重,再到相互补充的过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澳大利亚的“自主防御”政策最终回归与强国结盟的传统,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实现自身安全,但其内在的矛盾和悖论无法避免。

福岛核污水排放方案的国际法问题——基于放射性废物处置视角的考察

2022年7月22日,日本核安全监管机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东京电力公司提交的关于福岛核污水排海方案的申请,完成了日本国内法体系的审核批准程序。作为2011年福岛核事故引发的高放射性核污水的处置方案,福岛核污水排海方案于国际原子能法角度对全球核安全治理提出了监管难题。目前国际原子能法相关条约及技术文件,对各国针对因事故引发的“异常废物”的相关处置机制的适用存在局限性,实际效力亦存在缺陷。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利用其国内法制度存在的空白,通过专案规制的方式批准东京电力公司关于福岛核污水排放方案的做法,可能对全球海洋环境造成代际风险,并涉嫌违反“合理性原则”和“放射性环境影响评价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就讨论国际原子能法存在的局限性和实效性缺陷问题而言,福岛核污水问题具有高度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