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国际社会化是国际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于社会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承认社会互动能够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现实主义将社会化视为同质化,忽视了身份和规范作为国际社会化的核心内容的重要性,无法真正理解国际社会化的深刻内容;契约制度主义过分强调成本和收益,低估了偏好的重要性和社会化的影响;虽然反思主义极其重视社会化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从微观层次对国际社会化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国际社会化,更好地将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理论架构起来。

马岛战争视角下英美“特殊关系”的特质及启示

通过对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进行案例分析,发掘美国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转变与英美两国的深度合作,对英美“特殊关系”的特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国的公开立场虽表现为由中立逐渐转向偏袒英国,然偏袒英国的态度可能发生在更早的时期。两国对于马岛战争的处理显示了在战争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关系”的稳固性。独特的血缘联系与文化渊源、共同的利益追求、多向度的精英层级合作,可以解释马岛战争中美国“弃阿亲英”的选择,亦显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特质所在。而英美两国在马岛战争及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同气连枝,亦给中国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提供了启示。

“两个大局”视域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意蕴

历史的现实性总是反映在历史的趋势之中,党的二十大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确认党和国家目前所处的国际国内局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系统分析中华民族“大复兴”和世界历史“大发展“”大变革”。在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此,我们更加需要推动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立足“两个大局”准确把握“发展”的国内国际联系、机遇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战略转型与韩朝关系缓和

20世纪70年代初,在冷战局势缓和的国际背景下,韩朝双方进行了首次对话。美国对此次韩朝对话持支持态度。然而,由于美韩两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战略认知不同,在对话进程中美韩同盟内部多次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随着朝鲜半岛冷战“本土化”趋势的加强,美国为了保证韩国安全并遏制朝鲜,最终选择维持驻韩美军数量,同时援助韩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相应的,韩国为自身发展谋求了更多的利益和空间。美国在韩朝对话期间的政策选择和回旋余地,与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并不成正比,而美国政策本身的矛盾性又加剧了韩朝双方的冷战竞争。华盛顿最终未能阻止韩朝关系再度恶化,半岛局势走向与美国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阿富汗战争后的里海能源与中亚地区国际关系

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不管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 ,控制世界陆权的关键是控制欧亚大陆 ,而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则是控制中亚地区。近十年来 ,连接中亚、西亚和高加索的里海地区一直是美俄进行地缘政治和能源争夺的热点。阿富汗战争后 ,随着塔利班政权的垮台 ,美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很可能会不断上升。这不仅使里海能源之争更趋激烈 ,凸现出新的特征 。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一种林克莱特三重视角的诠释

林克莱特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批判理论将包容和排斥问题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政治共同体转型问题是林克莱特批判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林氏对政治共同体的研究从规范的、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三重分析视角进行综合诠释,并期望通过这种完整的关于共同体的综合研究,推动政治共同体的转型和更高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的产生。

国际区域治理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国际规范研究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价值导向的规范研究,其核心是国际公平、正义、人权等,强调个体的行为标准和人类共同体的共性,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价值诉求;二是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其核心是国际实践进程中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框架内规范的创建、演进、特性及其影响等,强调集体共有的行为标准,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偏好。

略论霸权力量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战后初期美国为例

传统观点认为,霸权国家通过雄厚实力能够主导国际关系规则体系的建立并维持体系的稳定。本文通过考察战后初期美国霸权的历史认为,虽然战后美国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美国的霸权仍有其局限性,其霸权的使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成功。战后国际体系并非真正是由美国按自己的意愿构筑的。美国战后的霸权地位与它所期望构筑的体系和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

辨析米尔斯海默的国际关系思想

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独到的建树。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观点来源于现实主义,同时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路径。米尔斯海默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分析,以及对单元国家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上。米尔斯海默不仅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还十分关注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态势。

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间的区别与联系

本文从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发展沿革、各自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来考察三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的探讨。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简评

楚树龙教授的近作《国际关系基本理论》首先从外交政策和世界政治经济两个层面解读国际关系,然后用中国学者特有的眼光观察世界并在一些领域作了有益的探讨。该书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关注,它显露的人文关怀意识和揭示问题的角度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

多元化的视角组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将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边缘化理论整合到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中去。女性主义理论以其自身独特的整合模式显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移情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它启示了女性主义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通过平等、建设性的商谈寻求认同与合作,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实现容忍差异的理论整合,共同构建更具包容和更加开放的国际关系理论空间。

论国际合作中的问题因素研究

问题因素研究是研究国际合作的一个新的视角,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博弈论角度建立模型,二是按照问题的特征划分问题的解决难易程度。这两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理论分析有余而经验实用不足。加深对国家利益内涵和国家偏好的认识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国际合作与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有所帮助。

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然而 ,以经典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却忽视或否认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本文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权力政治加以重新评价 ,以反映性别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第一部分主要借助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来描述权力政治概念 ,揭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构建在对政治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男权主义表述上 ;第二部分则依靠性别对经典现实主义加以解构 ,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定义权力政治概念 ,并且通过对权力的多种来源、多层含义和广泛人性的表述 ,挑战现实主义理论范式 ;结论部分谈到女性主义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隐性的力量——国际关系中文化作用的思考

文化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变量。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国际行为体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内容、国际关系的制度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德国国际关系学与欧盟的互动发展

在欧盟众多成员国中,德国自身的哲学积蕴、民族特性和理论传统根基等都为探究德国国际关系学与欧盟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诸多优势。二战后,德国的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从"自我否定"、"自我重建"到"自我突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紧密相连。选择探究德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与欧盟的互动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能为两者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较好的分析思路,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方向性、多样化、实用性提供浅显帮助。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演进及展望

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已走过了半个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关注的重点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翻译、介绍和传播,转移到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路径和内涵的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应当“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这为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