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周年纪念之际,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丹尼尔·夏科特曾经设计过一个实验,请人们在一份问卷上填写"你在电视上看到世贸中心南塔被撞击那一刹那的景象",于是,人们纷纷挥笔在问卷上写下了自己从电视直播上当时看到的景象与心情。但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精心设计的实验——实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为了验证一个假设:即使事件过去并不久远,记忆也存在诸多错讹——因为事出突然。

亲历者口述:从个体叙事到社会行动

亲历者口述故事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亲历者口述并非个体叙事,而是各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实践。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转发、评论等,个体经验得以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公开和传播,其在不断的转译过程中得以明晰,凸显为公共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行动者联结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行动者网络。亲历者口述不仅生产今天的新闻文本和明天的历史记忆,它所产生的力量也正在汇聚为现实的社会行动。

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

人类对记忆之于文明延续重要意义的重视由来已久,“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就强调,书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①,柏拉图甚至认为“一切的知识都不过是回忆”②。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文明与历史的大厦,是建立在记忆的坚实基础上的。然而,正如济慈墓志铭上所写的,“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面对个体和文明消亡的自然规律,为了保存记忆,人类又不得不为了“抵抗”遗忘而斗争。

作为媒介的时光博物馆：“连接性转向”中的记忆代际传承

既有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注重考察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但较少关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如何联结,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的"时光博物馆"项目的考察,利用文本分析、现场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形式,讨论了新媒体语境下个体记忆是如何与集体记忆进行联结从而实现代际传承的过程。研究发现:借助新媒体,"时光博物馆"联结了线上和线下,将展陈空间变为一种互动空间,在"观展/表演"中,记忆的代际传承不再沿袭原有的从年长世代到年轻世代的路径,而是出现了反向的记忆唤起和连接。但这些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内容生产,实际上仍然和以宏大叙事为主的传统的集体记忆建构方式一样,处于"国家在场"的状态之中。

史料、社会建构与行动:口述历史的三重理论向度

口述历史兴起之后始终面临着信度与效度的巨大争议:以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叙事是否值得信任?口述历史究竟是对历史的回忆,还是今天建构的后见之明?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主观性的口述史料能否被当作“历史事实”使用?究竟应该如何衡量与评估个体经验对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的价值?上述争议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的理论向度讨论口述历史,即作为史料的口述历史、作为社会建构的口述历史和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历史。在作为史料的向度上,口述历史可以让无声者发声,印证、补充传统史料,并对有所偏向的史料形成抗衡乃至反动;在作为社会建构的向度上,口述历史考察文本、叙事与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洞察其叙事类型和主题以及相关阐释的来龙去脉,理解作为文本的个体叙事“与其他社会力量是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交互作用”;在作为行动的向度上,口述历史尝试理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过程中,行动者如何通过故事分享、情感共鸣和认同形塑相互连接,在行动中“重组社会”。

年轻一代集体登场改写着历史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就青年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景观是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它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可以比拟为中国诊语中所想象的“嗽嗽林乌,受哺于子”的生物学现象。1988年,当我创用“文化反哺”这一具有本土意义的概念时,希望能够凭此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尤其是理解千百年来“交为子纲”的严苦的代际关系在中国变迁中的突然倾覆现象。文化反哺体现在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器物使用等各个方面,是社会变迁、同辈群体和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强的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