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949-2000年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戏剧史,其精神演变的线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戏剧启蒙理性的消解与重建,或日戏剧现代性的残缺与修复。研究20世纪中国戏剧史,必须首先把握住中国近百年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这个大背景。因此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前半部即通常所说的'现代'与后半部即习惯所称的'当代'这两部分,就不过是相互联系着的一个大时段即现代时段而已。描述当代,也应从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性出发,将大陆、台湾、港澳的戏剧一并纳入史书视野,并以戏剧之现代性的三大特征为坐标、以当代戏剧之演变的四个阶段为参照,来显示历史的真实轨迹。

融入世界戏剧大潮探索与发展--新时期(1977～1989)中外戏剧关系研究

"新时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复兴期。新时期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突破"文革"时期与世界隔绝的完全封闭,到敞开国门、完全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所引发的戏剧思潮和创作的主导流向,是问题剧与"解冻"思潮汇流、戏剧观念的论争、现实主义的深化、现代主义的探索,以及新的演剧体系的崛起。

关于戏剧性的构成--与董健先生商榷

董健先生的《戏剧性简论》是近年来戏剧性内涵研究的重要收获,他将戏剧性分成并列关系的"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对后者内涵的揭示存在论述矛盾。这种论述矛盾源于对两种戏剧性关系构成的误认。其实这两种戏剧性之构成关系并不表现为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构成关系。二者间的构成表面呈现为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内在呈现则表现为"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实质上是"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的舞台实现的关系。只有重新确认两种戏剧性的构成关系,才能使"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内涵得到正确揭示,从而全面理解戏剧性的内涵与本质。在明确这两种戏剧性的确切内涵的基础上,应当用"戏剧性"和"剧场性"定义这两种戏剧性。

论上海戏剧协社组织与管理的现代化

上海戏剧协社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影响最大的爱美剧社团,为中国现代话剧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组织与管理的现代化即是其中之一。上海戏剧协社的成立和运转都是建立在各种规章制度的基础之上。在现代戏剧艺术的旗帜下,戏剧协社的社员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科学分工,财务公开,民主决策,在洪深和应云卫等人的带领下,团结一致,共举行了16次公演,使话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开始立足于中国戏剧舞台。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论上海戏剧协社诞生的必然性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戏剧改良运动,对中国古典戏曲和文明戏进行批判和否定,呼唤着中国现代戏剧的诞生。民众戏剧社在戏剧改良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了创建中国现代话剧的剧本、舞台艺术和剧团体制方面的问题,主张学习西方的小剧场运动开展创建中国现代戏剧的演剧实践,并由此引发了爱美剧运动。在爱美剧运动中,只有上海戏剧协社实现了创建中国现代话剧的理论主张,使话剧开始立足于中国舞台。

纪录片《德拉姆》影视人类学的文化意义

通过对"第五代"导演田壮壮2004年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德拉姆》影像分析,以镜像语言、影像视点、"作者电影"为逻辑起点,思考影片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作者在镜头语言的表达上充满着既对生活在茶马古道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人类学意义上深情关注,又透露出了自身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它让人们以视觉感知的方式看到一般生活在大城市的现代人很难见到的另一番人类生存景象,包括远离现代文明的较原始的生存方式。由此引发人们对现代人的浮躁心态,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等,作出新的深刻反思。

皮蓝德娄与象征主义戏剧

皮蓝德娄作为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其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与象征主义戏剧理论主张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其"幻想"的创作思维模式、对"假面"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同时,其"形象→意念"的创作思路对象征主义戏剧处理"意义和形象"之间关系时的困境具有启发意义。

战争启蒙与人性自觉——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意蕴探讨

"战争启蒙"和"人性自觉"作为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的两大重要主题,具体体现为四个主要方面:民族偏见服从于抗战大局、"世仇(私仇)"服从于"国仇"、个人情感服从于民族大义、人性探寻与自由求索。而在具体的剧作中,这四个方面往往又是交叉呈现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40年代战争与政治的境遇中,剧作家不但具有中国现代知识者独特的感时忧国情怀,而且坚持着对话剧人学精神的追求。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同样是传达特定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但由于各自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殊异,中、西方现代戏剧呈现出“启蒙救亡”与“审美救赎”的不同文化品格。这折射在舞台实践上表现为分别追求“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艺术倾向。诚然,中国现代戏剧深受西方现代戏剧的启发,但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西方现代戏剧的宝贵成果也很快被吸收转化成为中国现代戏剧重建启蒙理性的有力的思想资源。并且,文化源头上的分流也决定了中、西方戏剧走向革命现实主义戏剧与后现代主义戏剧的不同道路。

简论美国二战题材的戏剧创作

美国的战争题材戏剧创作始于一战以后，但大多数没有摆脱佳构剧、浪漫传奇剧的情节模式，较著名的有《英雄》、《荣誉值几个钱》等。二战期间，为了配合宣传需要，百老汇出现了大量的活报剧性质的军人戏、轻松活泼的战争娱乐剧。其中产生巨大影响，并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成就的剧作，是海尔曼的《守望莱因河》、《彻骨寒风》、劳伦斯的《勇士之家》、密勒的《全是我的儿子》诸种。

中国现代戏剧精神在香港剧坛的传承——香港作家李援华话剧创作论

李援华是现当代香港剧坛的中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他的"为人生"的戏剧观念;他"敢于面对一切残暴和不平",憎恨丑恶、同情弱者、反抗黑暗的现代意识;他对于"人类的缺点"的严峻审视,对于人性真善美的坚守和追求;他用戏剧叩问生命,对于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等等,都将中国现代戏剧精神在香港剧坛发扬光大。上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剧坛荒漠贫瘠,李援华坚韧执著地从事本土戏剧创作,全力地、艰难地推展校园戏剧,对当代香港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当代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世俗化”的选择——以电视连续剧《红粉》为例

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世俗化”的要义在于,创作者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日常生活之间建构一种“相关性”,使之成为大众喜闻乐见、感同身受的影像体验。《亮剑》、《任长霞》等主旋律电视剧为意识形态世俗化开辟了路径:人物形象塑造的平民化,意识形态叙事的当下化。而《红粉》则从题材的把握入手,围绕“改造”这一意识形态母题,沿两条线索展开叙事,渲染出一个关于“爱”的动人故事。显然,在意识形态“世俗化”的路径选择上,《红粉》为以后的电视剧创作又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中国军旅题材剧发展历程分析

当前,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火爆荧屏的社会现象已经引起诸多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伴随着一部部堪称精品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相继亮相荧屏,专家学者们对其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仓存丰硕。有趣的是,在最基础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及分类问题上,各位专家学者却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认同的意见。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整合与升级

现阶段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这三个学术概念名词的使用,专家和学者们各持己见。通过对这三个概念的梳理,比较其优缺异同,得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将长期共存,但新生的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最终会得到充分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学术概念名词也会被广泛接受的结论。

数字音乐的媒介经济学分析——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

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运用长尾理论分析以个性化传播为基础的数字音乐的媒介经济行为,具有现实意义。

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

海外越裔电影、越南本土电影以及美法越战、殖民电影分别立足于三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来图说关于越南的印象与想象、历史与现实,这样就生成了关于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海外越裔电影体现着被母国与国籍国双重文化的放逐者身份,在展示母国文化与国籍国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勾起人们对母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体验。越南本土电影则以母国留守者姿态,担当起为民族谱写寓言社会的责任。美、法战争殖民电影所展示的异国风情,终究是以“他者”身份,想象性地构建着关于这个民族的情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