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表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论说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但对乡村危机的描述,相当部分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些叙述把世界市场带来的暂时性经济波动视为社会不可消除的终极矛盾。事实上,即使是危机时期,近代江南工商业经济仍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乡村社会真正的危机,不是苦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是苦于与世界经济的隔绝。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确实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表述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矛盾。

地区性社会差异与淮北的初夜权

由于国家权力对淮北的长期介入,能够成为淮北社会精英者,多是政治、行政或军事权力的拥有者,至少是接近军政权力、并获得其支持的群体。总体而言,这个群体财富的获得和积累,是通过与平民阶层零和博弈的方法进行的。这与江南士绅大不相同,后者多通过工商业、市场经济,即与平民阶层双赢的方式来盈利致富。崇尚权力的淮北精英多是道德的践踏者,而非像江南精英那样比较遵从传统伦理道德并致力于经世、济世实践。因此,淮北精英沉湎于包括初夜权在内的物欲享受。从本质上看,初夜权源于国家权力失范、而非土地积累。

文本意义与政治利益：历史阐释的边界

人类自有文字时起,就存在着阐释。阐释结果的趋异性原出于人类认知的差异,本质上丰富了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成果。后现代学者所持的某些阐释理念,在近代就曾出现过,并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为系统的批评。背离历史事实的强制阐释,一方面使某些阐释者沦为历史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演化成历史绝对主义,成为专制统治者肆意妄为的帮凶,且常常被怀有一己私利者所利用,产生了像文字狱这样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文祸,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历史阐释设置边界,基于社会生活、历史事实、理性认知和物质实践来阐释各种历史观念,应成为历史阐释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