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影响力、行政官僚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以我国地方政府为例的行政成本实证检验

本文以支出项目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为行政成本指标,考察了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政治类影响因素。本文证实,地区政治影响力、县均行政官僚、地方财政分权等都促成行政管理费的扩张,其中政治影响力还对县均行政官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政治影响力大的,一定县均行政官僚能够促成更多的行政管理费。

政府还是市场：后危机时代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的重构

要辩证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扮演"无为之手"的角色;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避免政府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由于实践惯性、思维惯性以及利益惯性这三方面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重构中国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面对的不是西方国家不断强化政府规制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放松规制的问题。

社区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角色整合与能力建设

一直以来,社区通过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建立合作程序与框架、作为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利用社区资源等方式,在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随着整合性公共安全管理的出现,社区的角色也需要整合。为此我们对江苏省南京、常州、南通三市162个社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社区在公共安全管理还存在着"短板",亟待加大资金投入,加强资源整合,并从内外两个方面提升公共安全的管理能力。

行政吸纳服务:农村社会管理新路径分析

"行政吸纳服务"不仅是对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解,更应是当下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思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政府为主导,重新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应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推进"行政吸纳服务",对基层政权进行功能再造,开放农村公共服务的空间,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参与热情和能力,是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路径。

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的混合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181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考查了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这两种战略导向对组织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其与环境的匹配性。结果表明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会产生协同效应,正向影响组织绩效;在技术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更能够促进组织绩效。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

晚清以降的两个政权分别将中国地图象征化为秋海棠叶和雄鸡。秋海棠叶在民国时期和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营构的是救亡图存和不胜乡愁的意象。雄鸡在新中国则实现了从地理空间想象到政治空间想象的再造,并塑造了新旧有别、正邪两分的新国家认同。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中国地图象征化的"变形记",是关于国家之完整性的两套"国家神话"的切换。它既反映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从存续逻辑演变为治理逻辑,也折射出国家认同构建之理念和方式的变迁。

改造民主：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

"三三制"原则回应了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这一原则的革命意义还在于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梳理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完善"三三制"选举的过程即是政党改造民主的过程。在革命语境下,中共通过中间分子的"物色",选区的调整,原则实现形式的灵活性与政党领导的间接性等来塑造民主,巩固革命政权。至此,"三三制"原则成为革命政党改造民主,动员民众的工具。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

抗战时期中共农村支部发展十分迅速,在根据地乡村社会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程度。但从上级组织对支部的领导、支部的组织状况和工作效能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通过整理支部,恢复或新建了一批支部、确立了大量模范支部和党员、改造了支部党员的成分比例,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农村支部的组织状况。从抗战时期农村支部的运行实态来看,中共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上层与下层的脱节、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在于它勇于正视问题、善于改正错误,使形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道路自信与中国模式话语权

目前,对于中国模式这一问题的探索,其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外国学者手中。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我们争夺中国模式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借口中国发展模式还未定型为由而不敢轻言"中国模式";同样,在"树未大已招风"的条件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国际责任论"也不可能因为不提"中国模式"而自动趋于消失。国内学者应该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勇于争夺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历史考察＊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组织生存环境险恶,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收入来源以及组织大发展带来的整体素质下降等原因,党员多不能按时缴纳党费。为走出党费收缴的困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探索,并逐步走出了形式主义的误区。总结党费收缴的经验教训,组织建设必须兼顾地区与个体的差异;透过党费收缴中的矛盾冲突可以看出,组织在改造个体的同时,个体也在塑造着组织。

论国有企业改制中劳动关系的调适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因国企步入产权关系变革的深水区,劳动关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劳动关系变化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如群体性事件、上访潮、罢工潮等,已构成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积极而审慎地调整、干预劳动关系是党和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劳动关系的调适应秉持公正原则,只有当政府超然于劳动关系之外,成为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才能在改善劳动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南水北调移民安置监测评估的困境与完善

目前南水北调移民安置监测评估充分引入独立第三方作为主要评估主体,且逐步建立了规范的评估流程,这说明管理方重视了对评估结果的运用。但是由于监测评估的总体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第三方发育不成熟,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着监测评估的科学性、公正性可能缺失等问题。面对这些困境,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健全国家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体系和建立严格的行业监管,特别是发展多元评估体系,完善移民安置监测评估等方式来进一步完善。

建国初期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以江苏省首次普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普选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主建政之举。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组织传播保证了选举信息的畅通,会议传播加速了选举信息的扩散,媒介传播契合选举目标,口号传播濡化了民众的政治心理。为了彰显政权的人民性,党和政府始终以树立人民当家的思想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朝向合作社会的治理想象

工业社会的治理对话是由权力话语、道德话语和技术话语共同构成的,三种话语的此消彼长形塑了工业社会的治理演进。近代启蒙蕴含了用道德话语取代权力话语的追求,但在实践的推展中,道德话语日渐势微,权力话语和技术话语的结盟将所有人困在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铁笼"之中。要走出"铁笼",需要将想象重新引入治理对话。通过想象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摆脱竞争与基于竞争的权力控制将成为可能。通过想象一种更负责任的知识运用方式,人们将获得不再策略性地对待彼此的可能性。通过灵动而审慎的想象,合作式的治理与合作式的社会都将不再遥不可及。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逻辑分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梳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出,应对现代国家的宪政诉求是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但在革命的制度空间里,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与革命的行为方式间存在着诸多逻辑的悖论。要而言之,宪政讲求权利、制度与规范,而革命则强调组织、服从与效率。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推动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是宪政与革命的交互作用。

制度移植的效用与制约：中国近代早期选举制度检讨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它为国家权力的过渡提供了和平途径,也为公众寻求影响公共政策途径和选择政府创造了条件。选举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在近代中国同样得到了体现。但这种政治文化毕竟不是本土政治文明演进的结果,而是当时国内急遽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成果之一。在移植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军阀强权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代选举制度的政治效用大打折扣。

社会互动中的风险与和谐机制研究

本文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类型划分为压制/剥夺型和沟通/交换型社会互动。在梳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隐含的压制/剥夺型和沟通/交换型社会互动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互动的主导类型,即改革前为压制/剥夺型社会互动,改革后为沟通/交换型社会互动。因两种社会互动有转化的可能性,即当前我国沟通/交换型社会互动中潜藏着压制/剥夺型社会互动,从而使社会风险性增大了。故此我们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交换型社会互动来消减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反垄断与垄断行业规制的契约比较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学说剖析和比较了一般反垄断与垄断行业规制。两者都属于规制契约,但在基础交易上存在交易费用的强度和结构差异,相应地在核心交易、规制内容、规制工具等方面也都存在结构和侧重点的差异。为设计最优规制契约和有效实施规制活动,有必要首先把握这些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