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管理研究--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决策机制考察

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性和农村社区所决定的特殊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决策机制包括决策主体及其权责分配机制,决策前的偏好显示机制,决策的程序和方法体系,决策信息沟通机制,决策监督机制等;而供给偏离农民的真实需求、农民缺乏对自身利益的表达意识和表达渠道、决策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缺失等是现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决策体制的主要缺陷。因此,必须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决策机制,建立起科学合理、符合农民真正需求的供给决策机制。

领域分离与融合中的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的问题是在领域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中,主要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定义公共领域的功能。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面向私人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领域分离的进程开始出现了逆转,即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从而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局面被打破,随着公共性的扩散而出现了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局面。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是建基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者也必然会获得道德主体的属性。

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核能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而核能设施所在地居民的"邻避情结"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基于胶东半岛三个有核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公众针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反对性态度,二是心理接受距离,三是搬迁意愿,其中多数被访者的"邻避态度"坚决,心理接受距离较远,而搬迁意愿不太强烈;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性别差异、年龄大小和知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上述研究结果清晰地描述了公众的"核邻避情结"的特征,展现了各种因素与"核邻避情结"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邻避"冲突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治理路径创新:信任与合作秩序的视角

信任与合作秩序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及其叠加效应导致了合作秩序的脆弱,并导致社会治理的低效。而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从观念、制度和行动等层面重建信任,扩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即以社会中间组织为载体重构集体认同,以制度政策的完善提供明确的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公共交往体系,从而不断深化信任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美国气候公共政策审计的范式演变及其启示

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公共政策审计成为公共政策评估领域关注的焦点。美国气候公共政策审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其以碳减排、保护环境为目标,高度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美国气候公共政策审计借助丰富的内容体系与多样化的方法,实现了审计过程的连续性、审计结果的透明性、审计结论的建设性,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加强审计过程的连续性,保障公共政策审计结果的透明性;整合多种评估方法的优势,保障公共政策审计的科学性;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主体,保障公共政策审计的公正性。

公共性的扩散、阻滞与疏浚——从“购买服务”到“多元合作”的演变逻辑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公共权力赋予社会,公共性由此向社会扩散。公共性的扩散,必然要求作为公共服务承接者的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在服务供给过程中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公共利益为其首要目的。然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这样的逻辑结果并未显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政治契约"关系很大程度上变异成了"经济契约",从而引发了代理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这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又因政府的责任逃避以及社会组织的羸弱而加剧,进而在公共性的扩散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阻滞。疏浚这一阻滞需要变革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经济契约"关系,整合各种要素以促使"政府购买"发展成为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多元合作"。

网络空间治理:组织、形式与有效性

在现代网络政治生活中,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个人、组织和计算机构成的网络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虚拟组织。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可以从组织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借鉴其治理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形式的网络空间,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内外部关系,在治理形式上可以归结为自我治理、关键组织治理以及专门实体监管三种形式。在考察采用某种形式而非其它形式的逻辑依据时,从影响网络空间治理形式的因素来看,信任、规模(参与者的数量)以及网民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

政策问题建构专业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发展都包含着专业化的向度,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历程。专业化把启蒙思想中的科学内涵发掘了出来,从而把技术专家推入社会治理的中心。在政策问题建构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技术专家夺取了垄断权,确立起了话语霸权。与此同时,政治精英要么把自己武装成技术专家,要么向技术专家缴械投降,成为技术专家手中的玩偶。至于公众及其意见,则由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支持而被排斥在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之外。结果,公众参与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民主也走向了衰落。

农业灾害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战略安排

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变迁转型,农村社会面临的潜在灾害风险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农业灾害的发生机理已不能再完全套用纯自然灾害因素的解释模式,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必然会给农业灾害发生机理增添较多人为因素。转型期政府所要履行的职责逐渐从"政治统治本位"向"社会管理或社会服务本位"转变。农业灾害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已不再是单一的灾害救助,对农业灾害的有效防范和科学治理越来越成为一系列政府责任的根本要求。履行政府在农业灾害管理中的职责是农业灾害有效防范和治理的根本保障,而政府在农业灾害管理中的一系列战略安排则是政府职责落实的先决条件,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农业灾害管理中的最基本要求。

“一带一路”的文化包容机制:价值结构、阻力分布与路径优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分析框架

构建文化包容机制的过程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力具有较高程度的关联性。文化包容机制的构建,旨在挖掘以协调为特征的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诠释文化功能向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空间延伸。文化包容机制的价值结构主要由核心价值及其外延出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组成。其构建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文化的兼容性促进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社会价值在于增进合作者的信任感于无形之中,经济价值在于实现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分化与整合,促进沿线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构建文化包容机制的阻力分布包括共同文化认知的匮乏、西方多元文化模式的干扰、国际政治基础结构中的亚结构等依然强势、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基础薄弱等。为了消解这种社会系统的负功能,需要进行功能选择,积极搜寻"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最大公约数,积极推动国际互信体系建设,助推沿线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等。

失衡的引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之根

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行政精神的历史类型

行政精神是技术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根据科学精神与价值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构成,可以把行政精神划分为经验性的行政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及超理性的行政精神三种基本类型。经验性的行政精神既不体现出人们共享的社会价值及政治价值,也没有科学的行政方法及途径,它立足于个人经验来处理社会事务。在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精神中,一切都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行政精神的理性化及价值性都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在事实与价值二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化行政精神,把行政当作一种科学及技术而得以片面发展,并且在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的过程中孕育出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由此得到充分展开。超理性的行政精神适应服务行政的历史性要求,是价值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并且在行政实践中得到充分呈现。

代议制形成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过程:类型、效应与优化机制

过程分析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公共政策过程通常围绕决策者如何选择社会问题作为政策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予以回应而展开,这亦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过程有利于推进决策民主化。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程度取决于官民互动程度和公众参与程度两个关键变量,基于此,当下政策实践中比较典型的议程设置民主过程可概括为“精英式议程设置”“回应式议程设置”和“动员式议程设置”三种类型。三类议程设置民主过程既可发挥积极效应,也存在一定的消极效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情境下,高官民互动和高公众参与的“协商式议程设置”将成为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民主过程的目标类型。为此,需要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下,完善政策议程设置的协商利益表达机制,提升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程度。

中国地级市政府科技研发补贴政策的困境与转型——以广东省某市为例

在以创新为驱动的新常态下,政府通过制定研发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一种发展趋势。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研发补贴方式会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通行的是项目补助的研发补贴政策。本文以广东省某市为例,旨在揭示我国地级市政府项目补助的研发补贴政策面临的困境,并探讨实施以企业的实际研发支出为导向的普惠性后补助制度的政策效应。案例分析显示,地级市政府项目补助的研发补贴政策存在诸如资金碎片化、缺乏竞争性、廉政风险等问题。而以企业实际研发支出为导向的普惠性后补助制度,有利于降低研发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减少权力的寻租空间,但在实现政策激励上需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及演变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既是对中国传统旌表制度与文化的继承创新,也是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借鉴,同时又满足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一制度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初现雏形,延安时期蓬勃发展并逐步制度化,建国初期得到正式确立。英模在承担着示范功能的同时,更是一定时期政治动向的风向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借助这项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塑造着不同的典型和模范,实现不同的政治目标。这项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管理体系的有力补充,在今天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一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智库结构在政策议程确立中的作用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寻找智库功能、政策议程确立和结构功能主义三者之间的关联,有利于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下厘清智库结构和其功能之间的关系。智库应有以亚结构形式存在的智库信息感知结构,以彰显智库在政策议程确立中的初始价值。智库必须具有制度化的信息传导结构。智库的知识结构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构成的非均衡化。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主要利用更适于农业社会的工具去认识现代社会的决策秩序,必将会力不从心。由价值结构决定的价值选择是政策议程确立中的首要命题。智库价值结构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社会系统的价值结构相对立。智库针对多元政策诉求进行的价值整合,对于公共权力机关在系统议程的基础上展开政府议程具有重要的铺垫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及对策思考

民主社会主义是近年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社会思潮之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因而它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共同的语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有效应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

历史背景主义的实践——评阎照祥《英国政治思想史》

2009年，李宏图教授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时指出，就当前来看，按照国别来撰写思想史著作还有待时日。①就在次年3月，阎照祥教授的《英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文中列出页码）出版。学界自然为之惊喜。但李宏图教授的话事实上是有道理的：撰写国别性的思想史，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历史学与思想史研修功底，它需要时间的酝酿与专注于这两个领域的学者自身学养的积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