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流派分析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流派分析严强现代西方政治学指的是从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的以对政治行为、过程和系统研究为特征的一种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都声称这种政治学理论是同传统的政治学相对立的。尽管这一学术思潮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话语的政治：网民舆论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一些典型的网民监督事件进行个案分析,探讨了网民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知识精英的互动模式。我们认为,网民舆论监督的成功离不开传统媒体和知识精英力量的积极介入,多元的互动才是网民舆论监督成功的关键因素。网民监督的成功个案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也不能被常态化。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讲,网民只是基于网络技术中介的公民,因此网民的话语表达也同样要受到现实的法律和伦理约束。

简论亨廷顿“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为稳定与自由的矛盾、发达与发展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循环与进化的矛盾。亨廷顿“政治秩序”内在矛盾的形成主要有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两个方面的原因。

农村民主监督制度的损耗与补益——政治知识与政治道德的视角

主体人的政治知识与政治道德储备是影响制度的关键因素。现实中,作为村民自治权力的保障,农村民主监督制度困境重重,其重要原因在于村民的政治知识与政治道德滞后所导致的制度损耗。提升村民政治知识与政治道德,必须从能力与人格双重培育、教育与实践双向推动、宣传与制度双管齐下等方面予以努力。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人性观: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正义论》出版之后,罗尔斯面临的一条重要批评是,他对两条正义原则的推导是建立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的,接受这两条正义原则也必须接受康德的道德哲学观,尤其是康德的人性理论。因此,他的早期正义理论失败于公共证成这一环节。后期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改了早期的论证手法,声称自己使用的是一个公民理念,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因此可以在公共论坛上获得一个广泛的重叠共识。罗尔斯的后期观点招来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依然使用了康德的人性理论,他的自由主义依然是广包的(comprehensive),而不是自由站立的(freestanding)。本文将对这一点重要的批评进行考察,同时展示罗尔斯的论证逻辑以及罗尔斯前后期理论的转变内因及得失之处。

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创新中的扭曲与失败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体 性载体，市民群体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一系列制度创新中，成为这些创新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在向议会民主政治过渡的过程中，市民群体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和行为能力不足两方面的特 征。应从对民主的误读、公民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失衡、制度决定论四个方面，分析这一 制度创新为什么在经过短暂的喷发之后又很快走向扭曲和失败的历史原因。

论政治参与的核心内涵

中外学者对"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解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一般来说,政治参与的核心内涵涉及三个要素:谁参与、参与什么和怎样参与。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特殊语境下,政治参与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影响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部门决策的行为。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过程陷入空前的危机: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逐步失去了垄断地位,儒学政治社会化主要实施机制逐步被取代,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最终被废除,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渐趋失效。

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律师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综述

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律师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可能性、作用、意识、途径、制约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可操作性,交叉研究匮乏,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中外律师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缺乏力度。今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

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

新中国农村的政治传播具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建国后,新生政权在农村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传播体制,基层会议、工作队和政治化的群众组织成为传播政治信息的重要组织形式。基层组织会议能够保证来自高层的决策信息快速地传达到乡村,下乡的工作队为基层正确地执行上级指示提供指导,群众组织则成为政权组织体系的重要补充。

公共理性的构建与慎议政治的塑造——评谭安奎教授的《公共理性与民主理想》

《公共理性与民主理想》一书所构建的公共理性理念,不但具备理论资源回应当代慎议民主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重要批评,而且被合理地阐发为一种高阶的慎议民主。然而,这种公共理性理念所依赖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阐发和捍卫,这会导致慎议民主理想的规范性根基不稳,并影响作者对私人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的源泉及位阶问题的处理。另外,作者在处理公共理性、重叠共识这两个理念与相互性标准的关系时,出现了一种模糊性以及作了过多的理论退却。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实践性——以罗尔斯政治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反思

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但这种实践性该如何理解及其要求是什么需要做理论澄清。政治哲学所构想的人观念、政治哲学的任务与角色、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应如何理解政治哲学实践性的三个切入点。实践的政治哲学致力实现的应该是“属于人的善好”,而非超出人性承受范围的乌托邦。与政治哲学实践性相关的人性的含义,首要地并不是一种自然描述意义上的,而仍然是对所谓“普遍人性”或“人本质”的一种规范理解。实践性的政治哲学所扮演的角色及要完成的任务,需要因应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调整。现代政治哲学,必须直面现代社会的合理多元状况,并把自己的角色从古典意义上的“引导性”的调整为“调解性”的。而从规范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看,一种预设“严格服从”理想状态的研究进路,并不必然会与政治哲学的实践性矛盾。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5年中海油向优尼科提出并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与雪佛龙四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中海油是在经济方面整体占优的情况下失利的。对于这起事件,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完整理解的,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全面分析,理解并购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因素,这些政治因素包括能源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泛起、美国国内政客与利益集团的影响三个方面,它们一起左右了并购的最终结果。

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方略:历史传承、制度借鉴与创新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本质。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方略作了着重分析,提出依据政治制度合理性、适应性与合乎基本人性等建设理念,采取历史传承、借鉴、创新等多种路径,有助于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方略的建构,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想形态。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举措和影响

在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之初,印度就对其形成了基本认知,即在客观上承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和人文属性的同时,担忧其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构成冲击并对印度未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造成阻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持续推进,印度试图抓住美国“拉印制华”的契机以争取改变中印之间力量不对称的现状。于是,在应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时,印度采取了更为强硬的举措,包括与美国加强战略与安全协作、与日本在战略经济方面携手共建、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争取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等。印度的系列举措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击和影响,如阻滞中国在南亚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对中印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伤害、恶化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等。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并改善中印关系是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