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面向现实的提问方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杰访谈

段吉方（以下简称段）：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您置身美学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了,能首先谈谈这三十年来您的学术成长历程吗？

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认定存在极大分歧,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重新清理抗战时期的文学经典,需考察民族战争背景下经典观的复杂性,在文学与民间生活、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关注当时经典生成的特殊性。审视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流传,仍需辨析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以及大众传媒的复杂作用,通过有效的对话促进经典的发掘和重审。

审美经验：文学人类学的伤痛与承诺--文学研究人类学范式的审美之维

文学人类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其范式转换和理论推进的过程中,审美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类学对人类生存经验的研究经历了从普遍性经验、地方性经验到个体性经验的演历,审美经验在"经验研究"的范式转换中逐渐凸现出来,进入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后理论时代,在文学理论重建"文学焦点"的学科诉求中,经由审美经验的引领文学人类学将会返回文学家园。

对象、方法与视角: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书话是百年中国文学中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存在;书话作为文化现象,是一个有着悠久写作历史渊源的写作实践的存在。无论作为研究途径,还是作为研究对象,书话在此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极少有人涉及,遑论系统深入梳理。本文指出书话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以边缘的书话文体为途径去探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诸种问题,是极佳的途径;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将书话放置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意义重大。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汉赋用《易》与声韵、骈文的文学史书写

汉赋用《易》所出现的散体句式,往往化用《易》传的句子,并且押尾韵,与之相对应的《易》传也是韵文。汉赋用《易》不但师其意,师其词,而且还袭其声韵,散句用韵的案例颇多,阮元已经指出《易》传的散句用韵。汉赋用《易》,还造设骈辞俪句,并且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日益成熟。刘勰、阮元、刘开等古代作家已经认定《易》是骈俪的最初源头之一。《易》的文本属性,适宜骈辞俪句的造设。近代以来文学史著作对古代声韵、骈俪的探源,或是追溯到魏晋,或是追溯到汉代散文和辞赋,未能把《易》作为最初源头加以描述,应当加以补充修正。

“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重建,除了从文学整体思维方式入手探索当代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转型道路之外,更应该重视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呈现出了娱乐化、消费化的趋势,具有"可生长性"的特征。解决文艺学研究的危机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当代"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以强化文学理论把握现实文学经验的能力。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反思

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继"语言学转向"之绪,对学界知识观和研究范式转向与更新产生重要影响的,无疑是人类学。人类学给20世纪人文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相对于哲学、史学乃至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开展的"人类学转向"之成就和学术史意义的讨论,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的讨论和认识相对滞后。在科际整合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中具有根基性的人类学,与文学的碰撞与交叉整合将带来何种新局面呢?中国文学人类学如何借助"人类学转向"的知识大变革背景和内在学理,突破百年来的学科本位主义限制,重建可替代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话语的"人类文学"观和学术伦理,取决于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普世性建构及其可操作性的推广应用潜力。

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

空间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那些于特定历史时代残存下来的器物、废墟及其图像之类的空间性存在物,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还给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行为提供了动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历史的场所;要使历史更贴近事件的原始存在状态,史学家便应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无论是在古典小说还是在现代小说里,也无论是在中国叙事传统还是在西方叙事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通过书写一个特定空间来塑造某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文本。可以说,对空间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洞悉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基于这种认识,在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之外,叙事作品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种方法———空间表征法可望给叙事学的人物研究开辟一条新路。空间表征法既可以出色地表征"扁平人物",也可以很好地表征"圆形人物";而通过书写"空间中的空间",空间表征法不仅可以出色地表征一个群体的"共性"或"集体性格",而且可以很好地表征单个人物的"个性"或"独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与文化认同困境

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尤其是空间保护,其中暗藏着非常敏感的文化政治议题: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以及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等。就国内"非遗"空间保护实践而言,由于保护区内居民缺乏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其文化选择往往受制于功利驱动。对此,一方面应该正确认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理解文化变迁、转型的必然性,以及保护区内居民文化选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专家的恰当介入,以接受对象的立场、视角、话语融入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维护保护区内居民的文化自信,帮助他们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调适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产生原因探析——以周初天道观的形成为基点

祥瑞(或称符瑞、祯祥等)是中国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祥瑞文化的产生客观上需要王权、天命、德行等因素的出现并与征兆信仰相互配合。周代初期,周人在反思殷亡的历史教训中摒弃了殷人极端的宗教观念,将王权与天命联系起来,以"德行"因素作为政治评判准则,进而形成了崭新的天道观念。新的天道观念的形成为祥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祥瑞文化的产生。

交流·融合·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出版交流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8年以来，经过两岸政策的调整，两岸的出版交流逐渐由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从一般交往到实质性合作，为促进两岸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两岸出版界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本文主要回顾两岸出版交流的发展历程，在总结过去20年出版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词派统序与郭麐的词史沉浮

清词流派的发展多以建构统序为依托,浙西、常州两派尤谙此道。然而向来被视为浙派三宗之一的郭麐,无论理论与创作,还是生平与师承,都无强烈的浙派印记,本质上只是一位力图以"性灵"思想来扭转风尚的布衣词人。是后来亲近常派的蒋敦复出于批判的需要才将郭麐归入了浙西词统,再经谭献等人强化。这种以郭麐续接朱、厉而构成的浙派统序得以确立,并成为一种较为强势的词学话语,其后果之一是导致郭麐的词史地位在常州词派占据上风的晚清词坛一落千丈。今人又将郭麐列为后期浙派的代表词人加以表彰,并以"改革者"的头衔来消弭因他对浙派的批判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研究思路实质上是对这一统序的延伸。

明代诗话的分期与特点再认识

明代诗话演变发展的进程感,不仅在诗歌理论方面得到呈现,亦在叙述策略、结撰形式及传播方式等方面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形态与格局。综合明诗话内容、形式等要素对其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将之分为承续、前变、变革、创获、分化五个时期,分别梳理辨析其特点和价值,可以获得不同于诗学史、批评史分期的别样视角,并达到对明代诗话面貌特点切实而独特的把握。

艺术的终结与审美的期待——“艺术终结”之后的美学思考

"艺术终结论"在艺术的"现场化"语境以及艺术的"哲学化"存在中深入反思当代艺术与美学现实,它并非强化某种终结的事实,也并非意味着走向研究的终结,它所提供的思想启发与艺术反省对当代美学研究而言正是一种警醒式的开端。在美学视野中,"艺术终结论"意味着"艺术本质"的问题所面临的新的危机,"艺术终结"研究对深化当代美学与艺术文化的现实发展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明晚期女性热衷宗教节日旅游之原因——基于同期小说的考察

明晚期女性热衷宗教节日旅游的原因有四:一是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传统理念赋予妇女的家庭职责;三是受到群体交往的吸引;四是对游山玩水的娱乐渴望。作为日常生活的反映,明晚期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当时女性外出参加宗教节日旅游活动的描述。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论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阿Q的造像》

刘建庵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创作的《阿Q的造像》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基本按照小说的情节线索,择取关键性的场景和人物行为构图,对作品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解读与阐释。在给阿Q造像时,既注重哀其不幸的人生,更突出其可厌可憎之处,其他人物形象有些脸谱化。他大多运用近景、中景构图,常常在人物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中展开构思和构图。他在中国书画传统的基础上,大多采取平视视角构图,也运用了西方绘画的透视法,作品大多是阳刻,在朴拙的线条中呈现性格;偶然也用阳刻与阴刻结合的方法,在黑白对比中使画面更为生动。

历史“现实观”制约“历史”的呈现方式——十七年历史剧创作文体形态论

17年的话剧历史剧大约有25部作品,绝大多数创作于1958—1962年之间。作为一种在泛政治化语境下生成的独特的历史叙事,其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构建的历史剧体式亦即其文体形态具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呈现方式,即尊史写剧、完全虚构、"失事求似"。但在实际运用时却以"失事求似"为主,因为在三种文体中,"失事求似"方式对实现古为今用的作用最为直接有力。可见史剧家们在"虚构与史实之间""徘徊"的足迹既有个人主体选择的因素,同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规训引导的结果,所以,历史的"现实观"制约着历史剧的"历史"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