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实证研究在新文学形式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新文学的建立,不仅包括白话文的语体形式、还包括新式标点的句断形式、分段和横行代替直行的排版形式等一系列相关形式制度的确立。在这些制度确立的过程中,教育实证研究有力地参与到新文学建设中来,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论及。本文根据史料,对教育实证研究在论证白话文的合理性以及采用横行排版方面的作用进行描述。

从“向死而思”到“向死而在”--文学与死亡的亲缘性关系论略

死亡母题的出现是早期人类对线性时间有了认识并意识到人必有一死的"向死而思"的产物,是死亡意识的感性显现。人类对死亡的表达经历着一个从早期神话之达观到一般诗文之悲观再到以悲为美的动态过程,人与自然的异质同构形成了人面对自然的黍离之悲。在观照自然与人生中,有些意象或隐喻积淀成死亡意象或死亡原型的代名词。在"向死而在"的艺术世界中,作家从两方面进行美学建构,一是构筑一个以死亡为核心元素的死亡意境,一是以死亡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原动力。经由写作的客体、主体、载体的不断结缘与互相渗透,文学与死亡的亲缘性关系在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中被不断记忆、不断强化。

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

陈忠实的《白鹿原》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图景。在《白鹿原》中,有两种对比鲜明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乡贤治乡"模式,二是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乡官治乡"模式,这两种治理模式给白鹿村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清末民初到共和国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在白鹿村始终存在,二者之间既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又相互妥协合作,共同维系着历史大变革时期动荡不安中的乡村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如何用好"乡贤治乡"与"乡官治乡"两种模式,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收到最好的乡村治理效果,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借鉴。

是“民工”还是“传奇”：贾樟柯电影观念剖析

贾樟柯一直被认为是"民工导演"。他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电影手法展现了当下中国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合谋,以及人对环境的抗争。通过文本解读,本文细致分析了他的电影中的这三方面内容,并同时指出贾樟柯电影观念的嬗变。从《二十四城记》开始,他的电影从个体关怀转向了文化思考,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社会批判的尖锐性。作为导演的贾樟柯却实现了他从电影"民工"到"传奇"记录者的转变。

《左传》与“古体小说”二三谈

《左传》及其同时代典籍中有关瞽史之属职能的记载,与"古体小说"的创作来源、传播方式与社会功用存在一定重合。《隋志》从"古体小说"的本质特征出发进行溯源,在坚持《汉志》以"小道"为核心判断的基础上,又受《左传》影响,分层次丰富和完善了"古体小说"体系,进一步突破了《汉志》小说之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当代美学的价值危机及其重建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18世纪以来的经典美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艺术与技术、审美与资本、美感与眩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在此历史语境下,美学主要呈现为三种价值形态:批判美学、商品美学和超越美学的美学。对这三个价值维度,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它们的解放意义和负面因素。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的语言发展战略探讨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加快了广西与东盟在各领域的交流,小语种人才的庞大需求及东盟国家的"汉语热"等新形势呼唤全新的语言教育政策。广西区域语言战略的制定应着眼于发挥区位优势和整合本地语言资源,从东盟语种教学及面向东盟汉语传播两个层面加以着力。

从时间看散文理论

当代科学(如耗散理论)和哲学(如存在主义)在其研究领域中,都十分突出时间的地位和意义。在写作领域,我们可以把写作分为时间性的写作和空间性的写作,文学写作是时间性的,科学写作则是空间性的。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散文(狭义),若从时间的角度加以审视,也许不无裨益。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

论文人词对近体诗声律的模仿、突破与回归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

由学者而仁人——莫砺锋先生近著《宁钝斋杂著》读后

莫砺锋教授的《宁钝斋杂著》不仅彰显了他的学者姿态,同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历反复地沉潜涵养,也极大地滋养了莫砺锋教授的人格境界,我们可以从那些怀念师友的文字中感受到莫先生不但腹有诗书,且气质超逸,那些雅洁畅达的文字背后所传达出的是一个仁者的情怀。

论王安石诗的自身互文现象

自身互文现象是互文性在王安石诗歌文本中的一种特殊表现。本文从典故与词汇等的重复出现与一题多作中的重复现象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考察,从细节处描述和阐释了王安石诗歌的特点及其写作模式。至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从王安石对诗歌作品署名权或所有权的态度和他晚年的心境探知一二。

汉宋兼容论的开新及其学术意义——方东树《汉学商兑》探析

方东树是嘉庆、道光之际的重要理学家。他恪守以理学为本位、兼容汉学的理念,长期精研汉学,因而既能纠驳其严重弊端,又能认知其卓越成就。针对汉学争夺学术主流地位的倾向,面对清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他在《汉学商兑》中提出以汉学辅翼宋学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具体化、系统性上超越前人,不仅深化了汉宋兼容论的义蕴,且代表理学一派推进学术转型的诉求,是近代儒学重建进程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成果。

论陆游诗歌中“矛盾”的自我形象

陆游诗中的自我形象存在多方面的矛盾,极短时间内个人形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陆游创作中的这一现象十分突出,在文学史上可谓仅见。作为创作主体的陆游,思想复杂而难以自洽,性格直露而情绪化。创作过程中,陆游"书触目"和"日课一诗"的创作方式导致诗材的匮乏和诗歌的平淡,促使他在诗歌中注入丰富而多变的感情,使用夸张的表现手法,以使诗歌产生变化,避免重复和呆板。一方面,陆游诗歌中个人形象的突出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其诗歌的信服力。另一方面,矛盾而立体的陆游形象也直接体现了陆游丰富的情感,使陆游的诗更能以情动人。认识陆游诗歌的这一特质,对于解读陆游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

"革命的本雅明"是伊格尔顿思想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此同时,伊格尔顿又深受"解构的本雅明"影响,这种影响在内部的方法论前提和具体的方法策略上,以及外部的写作风格上,都有广泛而清晰的体现。然而,这种解构思想主要集中在感性的方法论层面,它不同于解构主义的极端破坏和颠覆,最终指向的仍是"革命的本雅明",即文化政治批评的构建。

论作为一种诗学范畴的文学现象——对喜剧文学的精神性阐释

当我们说某本小说或某出戏剧是喜剧时,它已成了一个宽泛意义上的诗学范畴,史诗是叙述的,而戏剧则是扮演的,它是具有不同媒介和对象的艺术样式。在文学的审美过程中,客体已经处于被审美主体理解的位置。因此,无论是针对诗学客体的研究还是审美主体的研究,审美主体与客体必然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之中,于是,诗学范畴下的喜剧便成了一种精神现象,这是喜剧性的核心内涵。关于喜剧性,文学批评史形成了"嘲笑错误和愚笨"与"狂欢式的笑"两条研究思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对诗学范畴的喜剧文学的所有理论都围绕着喜剧性的结构和规律这一基本问题来展开,或者说,主体如何理解、判断客体,便是这一美学范畴的核心问题。

论空间维度下语言景观的历史变迁

人类社会的空间决定语言的地理形态,真实空间、虚拟空间、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都作用于语言景观的历史演变,但具体影响消长不均、年代有异。自然地理为语言生态的形成提供区域环境,而人文地理促发并决定语言生态发展。汉语景观是在自然及人文空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成为空间变迁的时代记忆和可解读的"文本"。从空间维度观察语言景观,能全面了解语言资源,并进行监测、规划和保护。

《云南志》佚文考论

本文认为宋人姚宽在其笔记体著作《西溪丛语》中引用了唐人樊绰《云南志》的相关内容,为今本《云南志》所无,当为一条佚文;而该书以"云南志"命名,亦自《西溪丛语》始。

论明人对杜牧诗的忽视与批评

久负盛名的唐代大诗人杜牧,在明代诗歌接受史上其关注度和好评度竟然下降到二三流诗人的水平,甚至受到部分诗论家的激烈批评。这一现象源于明人的诗学观念,一方面,由于文学流变观念的强化,杜牧被认定为一个"变之极"的晚唐衰世代表性诗人;另一方面,因与宋诗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杜牧被极端宗唐抑宋的明人看作开宋诗"不良风气"的罪魁。杜牧诗的这一遭际展示了一种普泛化、极端化的诗学观念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明人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解读。

杜甫诗歌与兵家思想

兵家思想之于杜诗,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杜甫吸收兵家思想中诸如战争理念、战略准备、战术选择、战事预见等方面的军事韬略,将其融入创作中,赋予诗歌鲜明的军事理论性和指导性,使之脱离了纯粹的文人诗行列。另一方面,杜甫领会兵家思想所蕴含的破坏精神及对奇正虚实的强调,加速了诗变理念的形成。同时,兵家思想对战略战术的考虑及对"势"的重视,也启发着杜诗谋篇布局的多样化及行文风格的多元化。而战争的频发、从军入幕的时局,文武兼备、技艺相通的文化,为杜甫诗歌接受兵家思想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