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与“走出”--中国新文学村庄叙事模式探析

作家对村庄的书写立场和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创作中的话语选择和艺术表达方法。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村庄叙事话语从现代知识精英的启蒙话语到强势的政治话语,再到众声喧哗的个人话语,经过了一个由单一到多元、由精英化表达到去精英化表达的嬗变过程。

散文编纂之新探——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例

1935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编辑新文学作品的方式,成功建立了我国新文学的编纂体系;作为分体文学的编纂体例,建立了新文学史分体编纂的雏形。前后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作品的分体编纂标准有一定的连贯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改变,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散文编纂上,因而,散文编撰体系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前后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散文写作地位与性质的变化。

祛魅与复魅之间——新移民文学视域中的“南京大屠杀”叙事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倚仗坦克大炮长驱而入古城南京。其后六周之内,日军将人类的兽性极致发挥,机枪和屠刀朝向无辜市民和被俘官兵。历史是书写过去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于如此惨痛的一次人类浩劫,后来人给予文学叙写也应是必要,即使这叙写可能只是出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最起码的义务、最基础的感情。从张纯如到严歌苓、哈金和郑洪,境外华人作家南京大屠杀相关叙事接续而来。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上)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于是,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下)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

一、民国作为新文学的源头能是不争的事实吗？ 对于这个本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以为远远没有抵达意见趋于基本一致的境地，我认为阻遏这个问题深入探讨的并非外力，而是来自于学者们多年来深藏在自己潜意识之中的政治禁忌的恐惧心理。

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以《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为中心

现代作家萧红的文本内部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一特征源于反讽叙事。诸如《生死场》中场景的并置构筑了文本的丰富主题;《呼兰河传》中叙述者与童年、成年的"我"三种视角的杂糅使得文本内部呈现温情与荒凉的多重色调;《马伯乐》中悲凉而倔强的萧红面对世人冷遇不惜反叛自己成熟的风格,实践着对男性文本的滑稽摹仿,人物自身、仿本与原文本之间存在多重差异,重复的反讽成了笼罩文本的叙事动力与美学风格。

当代“重写文学史”后徐訏“座次”问题

一直以来,徐訏的文学史地位,因各种原因而忽高忽低。八九十年代之交,徐訏研究在国内渐起,尤其在"重写文学史"的声浪中,因徐訏在三四十年代所开的"别样格调"似很有开掘的价值,一时小说流派研究都把徐訏、无名氏列为必选,严家炎、许道明、吴福辉等著名学者都对徐訏有所论及。及至新世纪,甚而似有大热趋向,尤其在2008年徐訏诞辰100周年纪念前后,也有人有意推动,但与张爱玲、钱钟书的大翻身相比,"徐訏热"终成一空。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几部重要文学史类著作中涉及徐訏评价部分,以分析学界在徐訏文学史座次排序问题上难定的深层原因。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与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及苏联文艺政策有着紧密联系。"十七年"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进入完全实践的阶段,产生了样本作家与作品。在"业"与"余"和"公"与"私"之间进行是非判断,是"十七年"期间文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培养、管理"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源自于对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想象。

移民文学:“农民工题材文学”阐释空间的再思考

一、缘起及"农民工题材文学"的批评现状关于农民工题材文学,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而是笼统地汇入"底层文学"、"新左翼文学"的范畴内,纠缠于社会表征系统中的公平正义等,而有意遮蔽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主体性,使得这个极具生长性的文学题材被过多地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失去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宏观视野,在开放的体系中加以研究。本文尝试将移民文学视为一种研究范式,从社会学和农民工题材文学的形象塑造及主题变迁的新质等进行论述,力图拓宽农民工题材文学的阐释空间。

新时代“新乡镇中国故事”的审美书写——基于贾平凹《带灯》和赵德发《经山海》的考察

贾平凹的《带灯》和赵德发的《经山海》是新时代对“新乡镇中国”书写的重要文本。两位作家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现实面前,不仅以审美眼光写出了最具中国底色的乡镇变迁故事,而且还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乡镇干部特别是乡镇女干部自我精神突围与现实使命间的悖论和冲突。更重要的是,两位作家还以历史眼光审视当下现实之困,从民俗或传统文化中把脉现实症候,进而试图找寻解决现实问题之道。最后,两位作家还通过书写中国故事和提供中国经验,以文学的方式通向普遍人性,呈现“全球化”和“加速社会”背景下人性的复杂、矛盾和局限。

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途径与趋势——评《扬子江评论》“名刊观察”等栏目

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对不同时段的考察有不同的理论预设,多采取个案研究。从作者、编辑或读者入手考察期刊与政治或经济缠绕形成的文学环境,至今不乏机械的研究路径,本文试以《扬子江评论》"名刊观察"等栏目为对象考察近年来的研究得失与趋势。

自媒体平台对当前文学生态的影响

随着以博客、微博、微信以及智能手机App应用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的快速兴盛,由文学创作者、文学编辑、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传播等构成的文学生态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本文认为传统文学出版通过借力自媒体平台,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陈铨文学与哲学思想的互证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批评家陈铨在主流文学史中或者根本不被提起,或者被作为"反面教材"受到严厉批判。就目前所见,文学史家中唯司马长风对其有较高评价,将其与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李劫人、萧军并列为"中长篇小说七大家"。文学批评界对"战国策派"及陈铨大多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国统区出现一个颂扬国民党特务统治、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艺派别,即由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织的战国策派,他们的主子是法西斯德意日三国,他们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徐廼翔称陈铨和"战国策派"为"一股反民主的并带有法西斯主义印记的思潮"。"抗战时期出现一个反动文艺派别……依附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投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卷)中将陈铨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称为"迷失于国统区独裁统治的战神文学运动,,。

聂绀弩文学创作的内在矛盾与愿景追求

本文从聂绀弩文学创作的内在矛盾和愿景追求两方面来看待聂绀弩的文学人生,并提出“理想国”之概念,作为认识和理解聂绀弩为人、为文的基石。聂绀弩热衷于政治活动却表现出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在遭受牢狱之灾时却展现出一介书生本色,这清晰地展现了他对于“理想国”的苦苦追寻。这种矛盾不但成为聂绀弩个性特点和心理信念,他还以曲折的方式表现为他对正义和民族意识的发扬和坚守。

重写文学史的别样实践——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例

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研究界兴起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进行重读的热潮。《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是其中的范例,它表达的新策略大致有三:将这些作品放在思想史、文化史层面上来看它们如何在社会上形成政治价值的一致;再解读的对象是阅读这种作品的方式;收录了大量关于非文字的影视、美术作品的研究文章。本文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进行"再解读",以求开辟重写文学史的一条蹊径。

论《三体》人文主义的实现——对“文学是人学”的另一种思考

刘慈欣认为,科幻与传统文学的不同在于对于"人"的态度上。传统文学过多地倾注了对于"人"的情感,而科幻文学在态度上更加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认为应该关注的是更为广漠的空间与时间,这是对于传统的"文学是人学"论断的一种反叛。科幻文学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向往,它对于表现人和人性缺乏兴致,但它的实现仍然是文学的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实现与传统的作为"人学"的文学有着很明显的不同。刘慈欣认为科幻文学予文学的可能在于文学形象的拓展,而其实这之后隐藏着更复杂的机制和更深层的关于"人学"的实现方式。这是一种有异于以"移情"来描写自然物的方式,这是科幻文学给予文学的真正的新的可能。

上海大学的三副面孔——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办学分歧与代际更迭

历史记载中的上海大学以激进闻名,但在上大内部其实存在着对学校的多种"想象",这使得上海大学呈现出多重形象并置的复杂面貌。从"高级人才供应站"到"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再到"东南最高革命学府",三种形象的背后,是三类知识群体对于学校的不同期望。"想象"的张力显示出同一阵营革命者的思想分歧与兴趣差异,也反映出"后五四"时期知识群体的代际更迭。

韩秀的西部记忆——以《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为考察中心

韩秀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聚焦于苦难的叙写与反恩。作者以个人化的审视立场,考察个体的不幸与时代、民族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指涉政治专制和文化愚昧的同时,揭示了失去自由的年代人性变异和扭曲的根源,也彰显了生存困境中仍存有的人性光辉。小说内在的张力和内涵的丰富性使之与大多数海外作家大陆生活的回忆文本区别开来。

作为文艺跃进与生活反映的轻骑兵——以1958至1959年“小小说”为中心

受文艺大跃进的影响,1958年初在老舍的倡导下,一度销声匿迹的'小小说'再次走热,迎来了短暂的丰收期。'小小说'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承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墙头小说'的写作传统,重点突出政治工具性。一时间众多刊物都纷纷刊发'小小说'及其评论文章,进入1959年下半年,随着政治运动的转向,'小小说'也进入了落潮期。对于'小小说'来说,文艺跃进仅提供了写作的机会,并未丰富其内容及其思想性,其更多是扮演了一个快速反映生活的文艺轻骑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