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传播的转型初试——对“中国制造”广告的传播学分析

"中国制造"作为一个整体品牌形象,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品牌,对"中国制造"进行传播也是一种国家形象传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消费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制造行业在CNN投放的形象广告,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叙事。国家品牌的传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在正确的传播理念指导下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方式来进行。

论SNS新型社交网络的传播模式与功能——基于“校内网”的现象研究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即社交网络服务）网站从2003年3月在美国悄然兴起，短短5个月内就风靡整个北美地区。在国外，首屈一指的SNS网络——Facebook被人称赞为继Google之后的最伟大创意。在国内，联络家、开心网、校内网等提供SNS服务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中校内网自2005年底创办以来，迅速得到大学生的青睐，成为网上最火爆的学生社区.

媒体传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综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已逐渐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社会学的研究已趋向成熟,而传播学则相对薄弱。基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通过文献梳理发掘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如何与社会学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进而反思和展望传播学在该领域的发展。这一方面需要借鉴他山之石,为传播学注入社会学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需要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传播环境中,多层次、多变量和多角度考虑传播因素的影响,创新研究的视角和思路。

“X二代”标签化报道:一种社会冲突表征的新闻话语

基于话语的表征理论与新闻传播的标签理论,分析了媒体对"X二代"事件的标签化报道方式,试图探究作为一种新闻话语的"X二代"报道,如何实现对社会冲突的表征。结果表明,有关"X二代"的新闻话语建构,加强了受众对"X二代"形象的认知,实现了对当下社会阶层冲突的表征。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层级分流模式与经验证据

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周雪光(2016)的"层级分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官员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二元结构的实证假设,并发展出有关的概念工具和测量来分析政府人事流动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某省1990—2008年间地级市与(部分)区、县、县级市及其所属机构主要官员人事流动的经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分析,主要包括:(1)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2)条块权力结构;(3)块上流动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诸方面。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他们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呈现,在探讨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再议市场驱动的跨区域媒介集团化——“媒介集团化专题国际学术沙龙”综述

中国的媒介集团化起始于1996年，十年间，媒介集团化潮起潮落，在经历了2001年前后的高潮之后，又进入一个迷惘的停摆期。从西方国家媒介产业发展状况来看，目前中国媒介产业的集中度还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因此．提高产业集中度仍然是大势所趋。但是。前面十年的媒介集团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相反，还产生了诸如“规模不经济”、“逆向淘汰”、“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06年10月24日举办“媒介集团化问题专题国际学术沙龙”，对媒介集团化现状和对策进行了专题讨论，到场的专家学者包括业界精英、高校学者，还有一位来自海外的媒介专家——美联社外语部主任、美国长岛大学新闻系教授刘仕诚先生。沙龙就中外媒介集团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就下一阶段中国媒介集团化的方向和策略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中国图书对外翻译易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图书对外交流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并且成为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网络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破——“艳照门”解析

2008年2月以来,香港"艳照门"事件在全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窥私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喟叹者有之,网民自发的相关讨论更是汗牛充栋,其中也不乏对网络社会管理的批评及诘问。显然,在一个网络传播力量如此巨大的时代,"艳照门"所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是难以忽略的。在事件逐渐平息之后,管理者及学术界的任务都是要对此做深刻解析、认真反思。

加强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

加强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是时代的要求;目前我国网络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针对目前我国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的现状,如何才能在互联网上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个问题需要探讨。

BBS版主自我身份认知研究

本文通过焦点团体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尝试探讨BBS版主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威身份的认知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他们线上身份与线下身份的关系。

江苏广播的大手笔——《信心江苏》研讨会上,他们如是说

《信心江苏》是江苏电台搞的一次“百团大战”，展现了电台的力量，有良好的政治效应，也是对整个电台的执行力、思想力的一次锻炼。

我们研究了什么?——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学术进展与趋势分析

本研究系基于中国大陆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基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期刊论文内容、种类、数量、趋势、热点的描述和阐释,定量研究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在网络传播(CMC)领域的学术进展、学科间的相关性、外部因素对学术生产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领域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网络传播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业界的技术进步、市场景气呈现同步变化——越是应用性的研究,其学术发展越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数量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规模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然而,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却引起了较为明显的反弹:制约越是严厉,研究越是趋热;总体分析,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学术发展,蕴含着'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新千年的传媒业:网络与传统的竞合

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传统的平面和立体媒体收到了来自新兴的网络传媒力量的挑战。本文从新旧媒体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立体视角,揭示这一复杂现象所产生的技术原因,路径依赖和选择以及竞合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传统媒体与其电子版,乃至与网络新闻网站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实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以竞争求合作、以合作促发展的良性的竞合关系;传统的媒体及新闻网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电视节目的博客营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1月公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显示，平均每30个中国人、每4个网民就有一个博客作者。截止2007年11月底，中国博客空间已达7282万个，博客作者人数达4700万。通过这个日益活跃的博客空间来进行广告宣传和推广，

数据科学的浪潮: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计算社会科学自2009年正式提出,已经经过十一年的发展。本研究从数据科学的视角拓展科学环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综述。计算社会科学应该从重要问题出发,借助于包括大数据在内的多种来源的数据、计算机科学的算法、物理学或数学模型,对人类行为和想法进行测量,捕捉到模式或法则,发掘背后的机制和普适性的原理。因果推断依然是计算社会科学的核心,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依然在于建构更加强大并有用的好理论。

媒体低俗化炒作的危害——以“罗玉凤征婚”事件为例

本文以罗玉凤征婚事件为例,从媒体弱智论、受众心态以及社会价值等方面对低俗化炒作作一分析,并指出俗化炒作对媒介生态环境和媒体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明日黄花”抑或“凤凰涅磐”——对我国电视选秀节目发展的思考

在国内，电视选秀节目从兴起到红极一时到渐渐黯淡，不过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其中的关键症结就在于缺乏后续的支撑。此外，资本不足、缺乏经验、缺乏资源整合能力、没有版权保护等也都不同程度导致国内选秀节目的迅速衰落。如何促进这一类型节目的发展和延续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媒介环境学思想对微信的检视

本文以媒介环境学思想,对微信传播进行思考。微信实现了语音的跨时空传播,也开启了人际社交的新局面,是麦克卢汉笔下的"人的延伸"。但本文发现微信是一种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尽管它以口语传播为主要特点,却无法突破印刷媒介影响下自我导向的现代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人们基于微信的交流,其形式大于内容,人们对微信技术的依赖不可避免导致符号化和抽象化的交流主体以及象征性的社交关系。

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对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来自贵州扶贫大数据的经验证据

工作队是我国独特的基层组织之一,它通常采取“混合编队”的方式,工作成员往往选派自不同职能和层级的单位。但是,工作队的乡村振兴效果在学界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工作队的多样性构成方式是否能够打破实践过程中来自在地复杂场景的阻碍,从而发挥混合组织本身的优势。本文通过使用贵州扶贫大数据构造贵州省拥有原建档立卡户的所有行政村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工作队组织混合程度对于村级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进行非线性关系检验后发现: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特征不仅巩固了地区脱贫攻坚成果,还促进了地区的多维度发展,对地区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但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在政策执行效果方面存在理论上的边界效应,故应在保持工作队组织多样性的同时,保证一定本地干部的参与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