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法典与中国的民法研究——南京大学法学院朱庆育教授访谈

问:很高兴能邀请到朱老师参加我们《研究生法学》四十周年的访谈。说起来,朱老师也与《研究生法学》渊源深厚,与法大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了许多学术活动。例如,朱老师2019年在法大就曾参加过一场关于民法典编纂的讲座。朱老师在讲座中提到,民法典的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牢笼效应,德国法学的高峰恰好是在法典编纂之前。这也见于《燕大法学教室》第五期的卷首语。请问朱老师如何看待私法领域的法典化和解法典化及其之间的联系?您在《大民法典与法典新范式》一文中似乎也赞同体制中立作为民法典的特征,请问朱老师又如何理解体制中立与法典固化之间的关系呢?

民国法科教育的奇峰——国立南京大学法学院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法律学系。1928年,国立南京大学组建法学院,含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活力绽放,加之首都政治中心的区位优势,法学院成立不久,就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法政教师加盟,学生生源亦属优质。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学院随校西迁重庆,期间又增加了社会学系、边疆政治学系及法律学系司法组,陪都的虹吸效应,吸引众多法学名家前来任教。以法、政为主的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起步晚、起点高、学科全,师资队伍名家云集,教研成果丰硕,毕业学生优异,社会影响蜚声中外,形成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的奇峰。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界素有“北朝阳、南东吴”之说,实际上,从1927—1949年,国立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成就位居全国大学之首,故“北朝阳、南东吴”之外,宜加上“中中央”。

国际化研究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大学法学院为样本

在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南京大学法学院着眼于法学人才的国际视野与研究能力,通过在机构、课程、教学(研究)与队伍方面构建国际化平台,在课程、实践教学、科研训练机制、本硕贯通培养机制等途径搭建研究性教学体系,取得了显著的培养效果。

美国法学院排名争议及其启示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已连续30年对法学院进行排名,有其合理性,也成为校际竞争的＂指挥棒＂,但测评标准单一、过于依赖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学院多样性发展,引发较大争议,各界一直在谋求更为准确衡量法学院教育质量的指标体系。其探索与实践,对我国当下愈演愈烈的法学排名现象的启示是：学科排名较综合实力排名更为科学、富有建设性;排名为社会评价的客观需要,法学院应积极参与;建立多元排名体系,反映高等法学教育的全貌与特色;法学院应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信息公开;公众应理性对待排名,利用多途径主动获取所需资讯。

高校图书馆服务评鉴: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本文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从图书馆员、服务效果、图书馆环境/设施、馆藏资源四个方面评价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发现四者期望值与感受值的差值递减顺序为:馆藏资源＞服务效果＞图书馆环境/设施＞图书馆员.认为馆藏资源依然是重中之重,服务效果最能实现图书馆的价值,空间环境体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四个方面反映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也体现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法学期刊与法治现代化的互促——以近代中国法学名刊《法律评论》为例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法律知识传播媒介,法学期刊是引导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推动力量。《法律评论》具有办刊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内容涵盖多、文章质量高的特点,在民国社会曾风行一时,享有“名闻遐迩,独步法坛”的美誉,在近代中国法学期刊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法律评论》坚守理实并重、司法改良以救国的办刊宗旨,采取兼顾法理与大众的出版策略,于媒介与法治现代化的纠葛中创造了“读者成千累万”的办刊奇迹,在“出版界异常困难,法学书刊异常贫乏”的背景下向国人灌输了现代化的法律智识。作为近代中国法学期刊之杰出代表,《法律评论》的编辑出版既超越时代,又依附于时代,堪称反映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晴雨表”。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融贯论

个人信息保护是数字时代人格尊严保护的核心议题,但仍存在权利基础不明的基本问题,严重影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应当兼具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项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利,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需要在私法领域落实,这为证立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提供一个新视角。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在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上可实现优势互补和融会贯通,二者与民事权利的二元融贯除了依赖于内涵上的一致性,在根本上还取决于价值根基上的一致性。这二者的融合有助于夯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根基,为个人信息的公私法协同保护提供坚实支撑,推动实现数字时代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目标。

“问题”:论文写作的灵魂

论文是作者通过说理的方式来说服读者,使读者接受自己观点的一种文体,它与教材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论文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必须围绕读者的“问题”来做文章。论文“问题”能否成立的判断条件是:①读者有疑问;②读者有兴趣;③作者能回答。一篇论文如果不具有问题意识,其主要表现往往是:①虚构问题;②只说常识话;③口号式文字表达;④语言晦涩;⑤为引用而引用。能否提出“问题”与作者提炼问题的能力有关,提炼问题的方法一般有:①作相反的思考;②请读者提问;③换位思考。提炼问题的能力与问题意识有很大关系。问题意识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培养:①同一主题同时看;②研究A,也看非A;③经常参加辩论会等。

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

蒙古建立与主导的秩序是“帝国秩序”,高丽臣服于蒙古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强权在半岛的持续影响,促发了高丽精英阶层的分化。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本国国王的权力已非源自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来自帝国的任命,二重君臣关系出现了。但与此同时,帝国体制下的二元制,亦使传统认同保留了下来,作为传统精英集团的世家大族是其代表。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省吏与国臣的分野,表现于对帝国法律的不同态度。

《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论《合同编解释》对撤销权人的三重保护——以《合同编解释》第46条为中心

《合同编解释》第46条对债权人撤销权提供了三重保护,债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恢复原状或履行到期债务。这一规则使得撤销权诉讼可以兼具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性质,但法院裁判仍应以债权人的请求为限,而不得在债权人未请求时直接判决给付内容。基于撤销权诉讼判决的给付内容,债权人可以在获得其与债务人的诉讼生效法律文书时,向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撤销权诉讼中给付内容的性质可能需要适用有关代位执行的规定。在债务人具有多个债权人的场合,应当区分债权人是否获得撤销权中的给付判决,分别确定受偿规则。《合同编解释》第46条关于保全的规则并未突破一般诉讼保全规则,可从程序法上为撤销权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证券法信息披露规则的体系解释

证券法“一体两面”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以重大信息披露规则为体,以虚假陈述和内幕信息为两个违法面相,三者的信息范围及重大性标准具有一致性。2020年新修订的《证券法》颁行,新增自愿信息披露规则,形成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的信披制度安排。与强制披露的信息重大性具有确定性不同的是,自愿披露的信息重大性具有不确定性、延伸性和附着性,该类信息未公开时不属于内幕信息,但一经公开,则应与强制披露遵从相同的行为规范。重大性标准是信息披露规则体系的基础,非重大信息不必披露,二元重大性标准具有内在一致性,比较而言,依法披露信息的立法应采用源于证券立法哲学的投资者决策标准,该标准适用过程中的主观性可通过列举价值判断型事项进行规则补强。

新时期行贿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中心

作为腐败犯罪的“污染源”,行贿犯罪的司法处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为了克服行贿犯罪的处理偏差与刑事法网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就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作出专门规定,衔接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设置,提升了单位行贿罪的惩罚力度,并调整了行贿罪中特别自首的规定。就行贿犯罪的治罪而言,相关修改织密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提升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罚力度。但就行贿犯罪的治理而言,刑法本身能够提供的治理效能终究有限。基于行贿犯罪的犯罪规律和复杂成因,还需立足于整体与长远,实质性地解决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问题。在当前行贿犯罪系统治理的初期,以建构与完善关于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治机制为切口,完善利益惩治和资格惩治两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中的典型犯罪人,为逐步实现贿赂犯罪的标本兼治与系统施治奠定基础。

判例研究六人谈：判例研究及其对中国法学理论的影响

陈越峰：各位学友,在刚刚非常精彩的沙龙主题报告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真正的沙龙时间。有这个机会和六位一直致力于判例研究,有深厚耕耘,并且有丰硕的研究成果的教授对谈,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座谈:判例研究、法治发展与法学教育

目次一、判例研究对法学教育的意义二、判例研究与案例的选取三、判例研究中的出发点四、确定同案的标准五、裁判要旨的确定方式六、判例中的规范七、先例的确定八、判例的射程距离陈越峰：非常荣幸,今天请到四位老师比较集中地做关于判例研究及其方法的访谈。

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思考

由于社会环境、高校管理模式、法律教育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整体状况不尽人意。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除了改革法律课程教学之外,还应加强大学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大学生法律实践和心理健康教育。

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

社会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学派的主要派别之一,其本质是现实主义法学。权利理论来源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其基本理论主张表现为对过去法律权利制度的批判,重视“实际的法”而排斥“书本的法”。对其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塞尔兹尼克和卢曼的权利理论进行解读,明确法律的任务或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只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权利,从而使法律成为调整和控制社会经济的有力工具,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秩序的条理化。

传统银行借贷、金融科技与中小企业融资

针对中小企业具有显著的现金流不确定和信息非对称的特征,本文基于连续时间合约理论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研究传统银行借贷与互联网金融两种方式下的最优贷款合约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区别。模型推导发现:两种借贷方式下最优融资合约存在,均是企业家与债权人在私有收益与长期贷款激励下权衡的结果;最优贷款合约比市场贷款合约更能提高企业价值,且企业现金流的波动率越高,最优贷款利率越高、企业价值越低;两种借贷方式的最优贷款利率无实质差别,借助金融科技不会降低企业贷款的违约风险溢价,但能够降低融资边际成本;金融科技可以将企业信誉成本这一内生性资产作为类抵押资产,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提高金融普惠性。此外,企业家应当面临适度的市场风险暴露以激励其尽职工作,从而提高借贷双方的期望总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