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恨现象研究——以犹太人和黑人为中心的考察

自恨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自恨程度较深、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流散境遇中的族群。犹太人、黑人是学界比较关注的曾经产生过严重自恨心理的两个族群。通过对他们的自恨现象的研究可见,自恨产生于人们的广泛交往之中。其文化原因在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凌,后者所属的群体抛弃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去迎合前者;社会原因在于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心理原因在于弱势文化的族群内化了其欲融入的强势文化的族群的社会偏见,从而自轻、自贱乃至憎恨自己。自卑是自恨的外在表征,严重的自恨会导致自恨者的心理扭曲与精神疾病。基于以上自恨原因与自恨后果,若欲彻底消除自恨,则必须根除种族偏见与歧视、重建民族文化自信。自恨常以多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其中以文学为典型形式。自恨文学重在表现主人公因自恨而产生的痛苦,并揭示自恨产生的原因及某种生活的真相。因此,自恨文学也是研究自恨现象的重要文本依据。

如何建造犹太国——19世纪80年代至1948年间巴勒斯坦犹太空间的构建

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模式既不寻求将旧文化移植到新领土上,也不采用新领土的本土文化,而是创造全然不同的新文化。19世纪80年代至1948年间,巴勒斯坦犹太空间的构建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犹太空间的构建主要在乡村和城市两种环境中展开。虽然方式各不相同,但仍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犹太定居点的中央统筹性不仅体现在规划和管理上,也突出表现在犹太定居点的空间布局和建筑风格上。欧洲“花园城市”的理念经过设计师的内化,融入农业公社和希伯来城市的设计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各种必然与偶然、客观与主观、本土与海外、历史与当代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新犹太空间。

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关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性别解读

纳粹大屠杀为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战后初期,纳粹屠犹幸存者大多对其经历缄口不言,甚至刻意掩藏幸存者身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幸存者故事渐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建构起以犹太男性为主导的大屠杀认同与话语秩序。犹太女性则处于近乎失语的边缘状态,陷入女性与幸存者的双重身份认同焦虑中。伴随着文化女性主义的出现,犹太女性开始在历史中重新找寻认同定位,力求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能够发声,通过书写大屠杀女性历史,形成两性对话互补的大屠杀叙事范式,以期在历史书写的性别话语场中不再缺席。

女性主义与圣经学术:布伦纳-伊丹教授访谈

阿塔雅·布伦纳-伊丹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荣休教授,曾担任圣经文学学会主席,是女性主义圣经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2019年4月,笔者就她的犹太一以色列背景与圣经研究的关系、女性主义圣经诠释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原住民话语:发展与争议

以色列自建国后没收了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大量土地,将这些土地犹太化,内盖夫地区的土地权争议与族群矛盾由此催生。与此同时,促进和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国际组织机构相继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加剧了以色列的社会分裂;以色列知识精英不断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政治;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贝都因人提出他们作为内盖夫原住民的话语,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在内盖夫的土地权。政府对此做出相关举措,解决贝都因人的土地权诉求。政府对待贝都因原住民的态度是以色列处理境内族群矛盾的缩影。

从应对新冠疫情看以色列的疫病防控多维合作机制

特殊的地理交通、社会结构、安全形势等因素使以色列面临巨大的疫病防控压力,但以色列在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疫情中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疫病防控多维合作机制。在"后方"应急管理理念指导下,以色列将疫病防控整合进大应急管理体系,简化了应急管理程序,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动员,提高了疫病防控工作效率。以色列还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发掘出疫病防控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特殊价值。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中,以色列的抗疫措施体现出反应快、力度大、动员度高的特点,在前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阶段性成果。以色列疫病防控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探讨以色列疫病防控机制的成功经验和问题教训,可为其他国家疫病防控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

“国家主义”话语中的以色列建军整编运动

以色列建国后国防军的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父”大卫·本-古里安在建国初期对以色列国防体系的设计和打造以及他对哈加纳、伊尔贡、莱希等武装组织的整编决策。通过建军整编,国防军迅速整合和调动了以色列国内几乎所有可用的军事资源,在独立战争中反败为胜;同时也为国防军进一步深化发展、兴军强军奠定了基础。建军整编运动的影响远不止于军事层面,对赢得独立后的以色列的政治、科技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本-古里安提倡的“国家主义”话语通过建军整编留下了一笔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考察相关历史过程为国家政治领导力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例个案研究,能够加深对今日以色列军政关系基本特征的认识。

以色列公共历史与大屠杀记忆——以大屠杀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以色列在国家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大屠杀记忆的政治功用,竭力打造大屠杀记忆的公共空间。它通过建立以亚德·瓦谢姆为核心的纪念场所、确立大屠杀纪念日与纪念仪式、规范教育体系中的大屠杀教育内容与形式、建设大屠杀网站、制作大屠杀影像等多元方式来建构历史记忆,推动大屠杀记忆逐步迈向公共历史领域,让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以色列公众从大屠杀公共记忆中找寻历史通感。公众则借助纪念馆、纪念日、学校教育、历史遗迹、影像媒介等途径与历史互动,形成对大屠杀记忆的自我认知与评判。

以色列的第一位医生，还是全世界的第一位医生?——《禧年书》与《亚萨书》中的挪亚形象

将医学知识归结于先祖挪亚是《禧年书》特有的现象。这种传统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晚期的《挪亚书》(即中世纪《亚萨书》的简介)。本项研究尝试比较和对比两者对挪亚获得医学知识的叙述,突出两者的细微差异,分析两部作品的作者各自的写作意图。本文认为《禧年书》将挪亚描述为以色列第一位医生,为其读者创立了正统的医学范畴;《亚萨书》则将挪亚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位医生,由此认为源自犹太的医学知识被传播到了不同文化中。

菲利普·罗斯的“自恨”叙事——以《波特诺伊的怨诉》为例

从启蒙运动以来犹太人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自恨现象,而自恨叙事演变成犹太文学传统中一道别样的支流。菲利普·罗斯继承并创新了犹太自恨文学传统,他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中将"自恨"作为主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犹太自恨者"形象。通过波特诺伊形象及其悲剧性结局,罗斯向人们揭橥了一个深富社会意义的事实:在流散文化中的少数族裔,若以彻底割裂、否定自身传统文化身份去迎合仰慕的强势文化,极可能陷落在文化断裂的夹缝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心灵扭曲和精神流放。但犹太读者及批评家认为该作品塑造了犹太人的负面形象,伤害了犹太民族,进而予以猛烈抨击。为此,罗斯又以"祖克曼系列"等作品作出文学创作上的回应,"自恨"叙事遂成为罗斯创作的一大特色。

评南希·鲁普雷希特等编《全球视野下的大屠杀:历史、认同与遗产》

1970、1980年代,社会上的批判性运动在学术领域带来的新变化是“文化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受此影响,大屠杀研究也发生了类似变化,重视文化、记忆、微观层面的问题。~①幸存者们也纷纷敞开心扉,参与到大屠杀口述历史的制作中。由此,大屠杀研究呈现出多元化与碎片化的特征,缺乏联通与互动。近年来受全球史的影响,纳粹大屠杀研究开始出现“全球转向”。全球视野弥补了碎片化这一弊端,是对以往新文化史的微观视角的补充。国际学术界将纳粹大屠杀研究整体上分为两大学派——目的论(in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