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抗肿瘤治疗方案对肺癌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肺炎发生及严重程度的影响: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背景与目的与健康人群相比,肺癌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发生率及严重性会增加。目前肺癌的主要治疗方案包括手术、免疫治疗、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抗血管生成治疗,不同抗肿瘤治疗方案对COVID-19的发生及严重性的影响结论尚不统一。本研究旨在探究半年内各种抗肿瘤治疗方案(化疗、靶向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放疗、免疫治疗和外科手术)是否影响COVID-19后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方法我们对2022年12月1日-2023年2月15日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收治的COVID-19且病理确诊为肺恶性肿瘤的217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收集患者临床特征、6个月内抗肿瘤治疗方案以及COVID-19诊断、治疗及转归的数据。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新冠肺炎及影响其严重性的危险因素。结果(1)纳入的217例患者中,共51例(23.5%)发生新冠肺炎,其中临床分级为中型42例(82.4%),重型及危重型9例(17.6%);(2)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发现超重(OR=2.405,95%CI:1.095-5.286)以及肺内病灶放疗(OR=2.977,95%CI:1.071-8.274)是影响新冠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全身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并不会导致新冠肺炎发生率的增加;(3)在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除了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病史(OR=7.600,95%CI:1.430-40.387)是重症新冠肺炎的危险因素外,肺内病灶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均不会增加其严重程度。结论半年内行肺内病灶放疗导致肺恶性肿瘤患者新冠肺炎的发生率增加,但也并没有增加其严重性,而化疗、靶向治疗、手术和免疫治疗并未导致肺炎的发生及其严重性的增加。

老年肺癌病人化疗期间院内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肺癌病人化疗期间发生院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应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化疗期间发生院内肺部感染的98例老年肺癌病人为病例组,同期按相同肺癌化疗周期数1∶1配对选取化疗期间未发生肺部感染的98例老年肺癌病人为对照组。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病理类型、肺癌分期、化疗时机,以及有无支气管镜检查史、气道内致病菌定植、联合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中性粒细胞减少、其他部位感染、化疗间期抗生素使用的差异,分析老年肺癌病人化疗期间合并院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老年肺癌化疗期间院内感染发生率为19.1%(98/513)。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70岁、合并基础疾病、气道内致病菌定植、肺小细胞癌、肺癌Ⅲ~Ⅳ期、后线化疗、联合放疗、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出现其他部位感染与化疗期间发生院内肺部感染有关(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70岁、气道内致病菌定植、肺小细胞癌、联合放疗和中性粒细胞减少是肺癌病人发生院内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老年肺癌化疗期间院内肺部感染发生率较高,危险因素多,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预防。

流感相关侵袭性肺曲霉病的早期诊断

侵袭性肺曲霉病(IPA)常发生于粒细胞缺乏症等严重免疫缺陷患者[1],在入住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的非严重免疫缺陷患者中,IPA病例也在不断增加[2]。发生IPA的高危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已从"传统因素"(如接受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等)扩展到"非特异因素"(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PTX3基因突变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