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遇到的三个理论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既要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哲学依据,又要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观念拜物教批判提供学理支持,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行论的双重角度,来拓展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过程是由现实的个人所推动的,但并不认为历史过程的解读必须从个体的观念入手。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解释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层本质,而不是用实践的主体性来否认历史过程的规律性。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与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因为马克思将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非历史地扩展到全部历史和其他文化中中去了,他甚至反对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观点。文本深入分析了鲍德里亚的上述质疑,指认了他错误地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模式,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妖魔化为简单的历史公式论,才会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等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论的可笑断言。

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

近年来,在建构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化等同于"马克思学"化的片面理解,它根源于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在理论界域上将"马克思学"等同于或主要限定为"文献学考证";在理论范式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真正科学研究类型;在理论旨趣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同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不同的纯学术研究。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苏联模式"的显性意识形态,决不能走入"马克思学"的隐性意识形态,而只能"历史科学"化。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献学考证、文本学解读、思想史诠释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三是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与时代、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灵魂,统摄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结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互动式结合”发展模式探微

互动式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其他思想流派不具备的先进特征,包含有多方面的具体内容。

重新审视考茨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另类”模式

卡尔·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主要理论包括"工业资本论"、"国际分工论"、"超帝国主义论"。虽然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创新程度均逊色于希法亭-布哈林-列宁的"金融资本论",其"超帝国主义论"更因为其政治立场而遭到第二国际左派和第三国际以来的各国共产党的猛烈批判,但考茨基实际上也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随着所谓"后工业"、"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考茨基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理解模式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之处逐步显现出来。

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刀。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治理就是新型的积极权力。以知识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从对西方学界的几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入手

以文化范式批判为切入口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因认识到只有经过文化范式中介过的客观现实才可能对现实的个人起作用,因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深刻性,但由于其没有追问具体的文化范式的来源等问题,因而在学理逻辑上依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经验主义的学术思路由于只看到了经济事实的物质存在形式而没有看到其社会存在形式,因而始终无法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相比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术思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我们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条件。

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潮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当代西方激进批判理论之中。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思考,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建构,都与人类学有不解之缘。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已构成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本刊就此问题刊发三篇笔谈文章,希望能推动相关研究。

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

经由后殖民理论等文化研究,他者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实际上,现代性的过程就是总体化的历练,在全球化的时代,“他者”自然成为“问题”,他者问题实际乃是后主体时代的“主体问题”,它不仅关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辩,在学理上也关涉德-法之争。在学科建制本身即已西方化的当下境域中,回溯西方哲学语境中的有关他者的言说、理路及其问题,或许有助于为我们民族和个体的真正个体性多元化的自我定位做好准备。希望这组旨在廓清理论地平线的笔谈能够对国内他者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推进。

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发展

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二者的对立到二者的同一,再到二者的对立统一。其中第一次否定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标志着人本主义范式的最终解体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第二次否定则发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正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物质生产→自由活动"的上升逻辑出发,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王国既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又在其彼岸"的思想。这一思想,代表了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为我们把握唯物史观的实质,划清其同"经济决定论"庸俗理解的界限,回击人本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对唯物史观的"颠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面向生活”的现代性政治哲学难题与超越

政治哲学问题的重新突出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与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关注与生活世界直接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它的当代意义与价值便得不到直接而具体地表现。而如果政治哲学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不可能达到应该具有的广阔而深刻的反思层次与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从不把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秩序扩张视为人类自由解放的直通车,而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的危机,进而使得政治丧失了伦理道德的内容特征,由此加剧了日常生活的虚无与危机。因此需要基于人类生活自身的政治地思考与建设。

艾伦·伍德的阶级观：阐释与评价

加拿大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伍德在她的《新社会主义》一书中对后马克思主义中较有影响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New True Socialism,简称NTS)这一思想流派做了批判性的考察。笔者认为,伍德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针对NTS把政治实践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分离出去的观点,结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对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理解,实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有机对话。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历史语境与理论旨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阶级成为一个吸引所有英国人的主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P.汤普森创作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该书貌似经验性的历史叙述中包含隐而未露的坚定理论立场,内在构成了与同时代多种具有重要影响的阶级理论的批判与对话。只有重建这种批判与对话,才能真正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划时代意义与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