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个体选择:一个基于中美样本的实验研究

通过一个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在个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中美两国被试在实验中的行为有系统性的差异:在公共物品实验中,美国被试相对中国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在最后通牒实验中,虽然美国被试作为提议者时的出价相对于中国被试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作为回应者时其拒绝行为更多。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参与者对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时的忍受程度低于中国被试,而中国被试对制裁机制的存在与否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证实:行为差异确实在不同文化的被试中存在,即使他们的实验环境几乎完全一样。

中美城市基层治理的比较研究——以南京与芝加哥为例

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战略选择。充分理解治理机制运行的有效方式在于比较研究,本文着眼于基层结构与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与特点,思考治理绩效背后的因果机制,探究发挥后发优势,优化治理体系,从而有效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的英美因素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政府的不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冷漠,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势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上海事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英美两国的外交调停,最终迫使日本回到谈判桌上,并在5月初与中国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维持了上海的和平。该协定的达成,与英美两个大国的调处是分不开的。不过,英美两国调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绥靖日本倾向,也对本次调解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美国政治极化中的妥协困境

政治妥协是利益多元化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然而在美国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其民主运作中的政治妥协遭遇着巨大挑战。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妥协困境呈现为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对抗态势,主要表征在支持两党的选民态度中。通过分析“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等最新数据发现,美国普通选民对于政治妥协的态度高度分化,这一格局受制于政党认同、意识形态、政治精英等因素。其中,年轻的、低收入且意识形态保守的坚定共和党人是最为反对政治妥协的群体,他们同时也构成了2016与2020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基本票仓,数据还同时表明在特朗普执政四年后左翼的民主党人也更加趋于不妥协,美国政治妥协困境仍在加剧。当前拜登政府治下的美国,以民主-共和两党为基本载体,社会在各个维度的撕裂已日趋固化,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妥协的日渐消失是当前美国民主运行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中立到同盟——二战初期美国对英国政策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英关系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美国从一开始的严守中立,到“非战”中立,再到与英国结盟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其以中立转向参战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1889-1937年的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

18 8 9- 1 937年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史上一个非常保守的时期。通过司法能动 ,最高法院在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两个方面将保守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州与个人 (包括公司 )关系上 ,它强调契约自由 ,阐发了所谓经济上的“实质性正当程序” ;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 ,它强调州权 ,形成“二元联邦主义” ;外交上 ,它支持总统和国会对各自外交权限的宽泛解释 ,支持国会对总统大量而广泛的授权 ,一方面加速了从“国会政府”到“帝王总统”的转变 ,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所谓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世纪过去了 ,联邦最高法院又一次为保守理念所笼罩。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6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F110室任东来教授工作室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胡晓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本访谈录已经任东来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任教授是我们采访的第二位年龄小于50岁的青年学者，前一位是林文勋教授，40岁，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1966年生，任教授1961年生，45岁。他们与其他五六十岁的学者相比，没有经受过“文革”的“洗礼”，阶级斗争观念、意识形态思维对他们的桎梏相对微末。所以，他们吸纳各种新论新法的能力更强，思想更活跃。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同。因为没有接受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训练，所以他们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或者径直进入自己研究的主题。这在林教授的“富民社会”学说，在任教授“跨学科和跨文化学术”的研究中很明显。这样的访谈录，读起来另有一番意趣。

“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困境--兼及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

民族国家理念隐含着内在的紧张。这一紧张在境内不同于主流人群进入"自为"状态之后体现出来。今天,这一紧张与全球化时代的条件结合,使民族国家处于困境之中。对此,不同的国家有其自身的应对策略。总体而言,弱化各类涉及民族、族群的话语已经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流,这符合当今不同文化或者民族背景者的往来前所未有地增加的全球化时代。

改革开放的文化动力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跳跃式的变化,除了政策和外在条件的改善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内在的机制。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们的生产热情和潜力才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迅速地迸发出来。这一机制应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找寻。

漫谈美国的宪法与宪政

1776年7月4日第2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人权原则，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是日定为美国国庆日。

政治与美国联邦的司法独立——从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变化开始的讨论

在1789年美国联邦司法体制初创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为六人,杰斐逊时期增加到七人,林肯时期扩至十人,约翰逊时期被减少为七人,格兰特时期最终固定为九人,罗斯福新政时期一度计划增加到十五人。大法官人数的变化反复,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倾向和司法实践,体现了美国党派和部门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延续和反映,也折射出了最高法院的政治特征。

文学作品英译汉中的异化与归化

翻译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异化与归化的争论。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把文学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区别对待。语言内容是相对于文化因素来说的,翻译语言内容时应尽量采用归化的方法,使译文顺畅自然;而翻译文化因素时应尽量采用异化的方法,把原语文化译介给译文读者。

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

在“罗伊案”(1973)中,以妇女堕胎权系宪法隐私权为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全美46个州的反堕胎法,认可了妇女在胎儿存活期之前的自由堕胎权。由此,反对妇女堕胎权的生命权利运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限制甚至是推翻“罗伊案”的政治游说和司法挑战。在“凯西案”(1992)中,最高法院维持“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同时也认可了各州对妇女堕胎权的种种限制。从“罗伊案”到“凯西案”的发展表明,最高法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司法干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司法一旦介入,又因其自身的逻辑使之难以脱身。

基于访谈的竞争情报搜集方法研究

本文依据竞争情报搜集工作的实践经验,系统阐述了竞争情报访谈活动面临的主要困难,探讨了开展竞争情报访谈活动应遵守的道德规范,详细描述了综合运用竞争对手敏感信息流分析和用户竞争情报需求分解两种方法确定有效访谈对象的过程,并在对影响竞争情报访谈活动过程的关键因素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情报访谈活动的基本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