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应以文献学为基础

谈中国文化,离不开经学。离开经学,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经学有过如日中天的尊荣,也有过被打入冷宫的寂寞。造成这种大起大落,自有其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为题,邀请国内一些学者笔谈。我们希望笔谈能够引起人们对经学的关注,促进学术的全面繁荣。据悉,由北京大学学者主持的《中华儒藏》已于2004年4月启动,由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年11月在北京举行,种种迹象表明,正确评价经学,给经学以应有的地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尺牍书疏 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

书札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写本文献,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第三,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名人学者的书札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视野。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文化研究。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大唐新语》佚文考

《大唐新语》佚文考武秀成唐代的笔记小说比较完好地流传下来的不多，《大唐新语》则可归入这一类。这类书一般少有佚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６月出版的点校本《大唐新语》，从《太平广记》及《唐人说荟》中辑录了五条佚文，实际上多出自前人的误题妄改。点校者未细加甄别...

汉魏六朝文学五考

汉魏六朝文学五考程章灿徐干《赠五官中郎将诗》考《文选》卷二四张茂先《答何助》二首之一：“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欢娱。”李善注：“徐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曰：‘贻尔新诗。’又《思玄赋》曰……”云云。按：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四云：“陈云，‘又’，‘文’误，是也...

《真诰》与“启示录”及“启示文学”

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真诰》与"启示录"及"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比较视野,不仅对进一步探讨神仙道教的特质,而且对理解与阐发中西宗教文学的内涵与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真诰》确实具有"启示"(revelation)的意蕴,但在《真诰》中"启示"所依赖的思想基础"末世论"(Eschatology)和"千年王国主义"(Millennialism)都并不充分;《真诰》的"启示"属于一种宇宙论式的启示,从而具有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性质。《真诰》同样具有"启示文学"的文体(literary genres)禀性,但由于在宗教思想和历史渊源上与《启示录》存在显著差异,《真诰》"启示文学"呈现出中国宗教文学的鲜明特性。

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

一范文澜先生,字仲澐,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祖父范城,曾为州县幕僚。父范寿钟,未仕。叔父范寿铭,在河南做过知县、道尹。范先生上学依靠叔父供给学费。1913年,范先生考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入文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后,曾任蔡元培的秘书。1922年以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序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三项内容。研究历史地理学,既要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又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还要把两种方法互相配合。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历史资料,分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两类。我国有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用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这些资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作用的。我国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和地理系,一般开设历史地理学课程。

构建人间天堂:中国文化中的藏书传统

曾经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这句话在中国图书馆界广为流传,早已脍炙人口。博尔赫斯博学多闻。

东晋南北朝古道经研究简述及分析

东晋南北朝道经属于重要的“古道经”系统,对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近五十年来西方、日本及国内的东晋南北朝古道经研究作了一个简略的综述,重点探讨了此类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及其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帝王训饬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

在传统文体中,散文以其应用性而广泛介入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故与一代文教风尚关系密切。重视思想教化的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前期诸帝,"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有心裁抑晚明士风的不羁,将其归因于文风的衰蔽,故颇措意于厘正文体,申明"崇雅黜浮"

东汉中平二年客星记录的文献学研究

1965年,席泽宗、薄树人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①,将东汉"中平二年客星"列为超新星.但是,其身份问题仍存有疑问,尚有待于天文学家进一步研究.1994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署名为Y.-N.Chin及Y.-L.Huang的文章"Identification of the Guest Star of AD185 as A Comet Rather Thn a Supernova"②(<公元185年客星的身份是彗星而非超新星>),该文基于对记录本身的重新解释,对此客星的身份提出了新的看法.

《文献通考·经籍考》按语研究

按语不是书目的必备成份,因此不大受重视。其实书目编撰者往往通过按语来表达自己对某类书或某部书的看法。按语对我们认识图书、认识书目与书目的编撰者是大有帮助的,下面我们就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例,研究一下按语的内容、特点与作用。

“先其算命”:早期中國知識系統中的“數”及其性質和意義

早期中國和古希臘一樣,都具有“數爲萬物之原”的觀念。此一觀念所基於的“數”及其具體内容早已不是原始文化的數字崇拜,也不屬於密契式的領悟,而是對度量衡及具體計算、樂律學、占卜和天文曆法中發展出來的“數”及數學知識,進一步加以總結而得到的抽象認識。“數”作爲知識系統的核心,是早期中國關聯式宇宙論、自然宇宙論及各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對知識史的探討,不僅易流於空疏,而且會發生謬誤。

古代星占记述“赤方气”的文献学研究

《科学通报》第50卷第8期发表赵复垣、蒋世仰《"赤方气":古代超新星的光环?》一文,提出《史记》裴骃《集解》引孟康注关于"赤方气"的记载,很可能与带有环结构的超新星遗迹有关,并有可能与公元185年的"中平客星"直接关联。无论赵、蒋的结论是否能够成立。

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

本文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一群体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最后论及慧远的文学观。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久享盛誉，且 因苏轼等文豪的拟效阐扬，这篇名作的人格范式与文学范式的意义更其光大。在《归去来辞 》的流传史上，海东文人所表现出的崇仰之情甚为浓烈，从高丽中期至李朝之末，赞评之语 与拟效之篇源源不断。从形式上看，韩国汉文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仰慕效法之情 ：一是集《归去来辞》字而成诗；二是以诗体表达读后感；三是依其韵而赓和之。他们取则 陶渊明的文学实践，透显出相应的文化意蕴和一定的审美得失，对于全面了解陶渊明在汉文 化圈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中韩文化的结缘，尤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