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形成的历史条件、形成基础与独特贡献——以瞿秋白为分析中心

道德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践行基础和典型领域。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基础与独特贡献。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践行道德观的基础上,呈现出工人阶级崛起与社会结构裂变的时代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道德观具有深刻的内涵释义,在产生的根源、阶级属性以及基本立场上有不同的表达,并根植于一套完整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必然结果。道德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表达。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形成,鞭挞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虚伪性,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欺诈性进行了批判,奠定了中国式无产阶级道德观的基础。

《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作为近代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落地生根必然要面临如何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接”的问题。《新青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传播,为批判中国传统旧道德确立了基本坐标,也为建构新道德提供了理论参照和实践引导。对《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研究,是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也为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结构到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构成——基于对“现实”概念的分析

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以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由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文艺批评三类话语共同构成。这一话语结构突出体现在“现实”概念当中。第一,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现实”概念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扬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现实”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及文艺理论体系。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参照。马克思创造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来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这与典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文艺批评是马克思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具体应用。文学艺术要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再现“现实”。其中,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有社会性、辩证性、生成性特征的具体的普遍性。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必然要求。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创造性地初步提出了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民族化大众化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性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实现了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忽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性纠偏,通过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重构。

马克思主义城市住房理论及其对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基于19世纪后期的西欧地区,特别是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这一时期,工业革命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民大量失业,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求工业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造成城市人口激增。德国政府为适应城市发展,将城市进行重新布局划分,市中心设为商业区,街道加宽,修建铁路,原本市中心的老旧房屋因此被拆除,大量手工业者、工人、农民被赶到郊区,没有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环境也相当糟糕。城市中因为新的布局规划拆除原有住房,导致住房短缺问题日益加剧。

马克思《伦敦笔记》的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研究及其哲学方法论

资本主义的危机,往往在货币危机之上暴露得最明显。⑤围绕货币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英国伦敦,形成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在第一时间跟踪研究了这一争论的观点,这一研究推动了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理解,为解开资本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化”转向及解决路径

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蔓延。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化”转向呈现出“泛娱乐化”“软性化”以及“生活化”特征,其根源在于这种转向的动因,既来源于传统历史虚无主义“华而不实”的理论批判不彻底性,同时也切中普通民众意识形态辨别能力不足的“软肋”,更蕴含着西方国家隐藏不露的资本逐利逻辑。为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社会化”的批判应当走出理论批判的误区,直面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提升其意识形态识别及抵御能力,进而阻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扩散的资本链条。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对主体的探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思想建构中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基本框架,但马克思并未专门探讨个人主体。卢卡奇以历史主义和总体性的方法探讨了无产阶级克服物化的可能,从而强调了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阐发了在计算理性的统治下彻底的物化和革命主体的消解;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方法批判了历史主义的一元决定,强调历史的多元决定以及无主体的过程,并将个人主体视作意识形态的部件。阿尔都塞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放置于偶然性之上,这对此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年福柯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代表,则从对主体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以及日常生活分析入手,探讨个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问题,从而实现了一种伦理学转向。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主体和客观规律的分析框架,结合时代最新发展来理解主体问题。

场域·形式·样态: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新探

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逐渐呈现新的特征。交往新特征主要包括交往场域全景开放、交往形式丰富多样和交往样态多元复杂。交往空间的场景化和交往时间的全时性共同构建出交往场域的全景开放特质。数字媒介化、具身在场化和人机协同化交往是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的主要形式。交往的泛在性、精准性和沉浸性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的整体样态。探究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往的新特征能够及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出积极的变革,以有效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劳动观念遭到冲击和挑战,投机行为和浮躁心态在社会上不断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和错位。因此劳动幸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牵涉着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治理观念等方方面面。劳动幸福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议题和价值主旨。学界围绕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历史嬗变、内涵特质、当代价值、实现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此议题的研究历程,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新时代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养成。

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两个结合”实践指向

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思想内核,有助于回应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在劳动问题研究中的困惑。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一个层面,它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世界观。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代表的私有制社会形式下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二个层面。在私有制社会形式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矛盾,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并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外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社会观。解放意义上的劳动,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价值观。劳动的解放要求社会革命,只有摆脱了社会形式与人的矛盾,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劳动才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要在实践中理解,其生命力与解释力在于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马克思到斯蒂格勒:实践唯物主义的技术论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实现了对技术的历史化和动力化,开辟了把技术当作人的体外存在的研究方向。斯蒂格勒基于这一线索,从理性意识的形成出发阐述技术对人的奠基作用。一方面,该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无机物的有机化”,即人的种属力量通过技术实现。另一方面,该理论颠倒了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起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认识方法并极大延展了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范畴。以技术论为核心,斯蒂格勒提出实践唯物主义来试图处理技术革命后的晚期资本主义问题和左翼思想遗产。它的唯物性在于,对当代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理论原则进行剖析,批判技术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它的实践性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思想进行反思,淘汰旧的行动逻辑,推动基于知识的反日常的生活方式。

生成·要义·价值: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论析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从发生论层面把握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就要探究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必然的生成机制;从本体论视域把握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就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在执政兴国的战略定位、守正创新的本质方法这一核心要义;从价值论场域把握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就要从理论上发掘其开拓性的价值,从实践上探究其在领悟新思想、保持先进性和实现强国目标方面助推性的意义。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从内田义彦到望月清司

市民社会理论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从内田义彦到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贯穿研究始终并一脉相承,他们反对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市民社会混同,探寻市民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强调市民社会的积极意义,并试图在日本建立市民社会。他们对于市民社会的观点切实回应了时代的主题,但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混为一谈,人为抽离了市民社会的阶级因素,片面强调生产力因素以及理论本身蕴含的矛盾也是其不可回避的缺陷。

“马克思: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笔谈

主持人语:本组笔谈在MEGA2的文献基础上,直面布罗代尔“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的概念”的挑战,详细梳理和展现了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复杂话语实践的历史流变,以及后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逐渐走向“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资本关系统治的批判,最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奠定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观的历史进程。

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

城市、地理和空间已经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介入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以其为落脚点产生了都市马克思主义动态。通过元理论拓展和社会历史条件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助于阐明空间再造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实现机制,剖析社会环境变迁的当代矛盾,澄清技术和组织条件变迁动态,揭示内生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权利和价值要求及其实现条件。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看来,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替代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创造新型聚落形态,也即是新文明的创造。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节奏和变奏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公众的怒火演变为个人的牢骚、从大街上的战斗演变成书房里的打赌的过程,其间存在着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叙事和政治表述的巨大逻辑变迁。正是在这两点上,他们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异端,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更是试图以新政治表述和激进"革命"策略替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位置。理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迁,不仅需要关注其对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的具体表现的反思和经验概括,而且需要把握其是如何在历史认识论、资本主义经验和政治话语三者之间进行整合的。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以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只有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锻造适合本国要求的强大政党。梳理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党员发展程序,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统一的党员标准,使得组织发展更加贴近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共走出了一条既重视质量,又重视数量的党员发展道路。中共通过自身发展壮大的事实,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力量所在,而寻找组织创新的发展脉络与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由的现实性及其政治社会意义——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自由观的辨析

对自由的现实性思考,核心问题在于阐释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黑格尔把“具体自由”依附于国家的实体,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只是在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马克思的现实性自由是对现存社会阶级性的关注及超越,以建构一个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相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自由与人的解放问题上,黑格尔仅停留在政治自由的层面,马克思则通过社会自由来呈现人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