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方向与路径

企业合规的本质是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的自我变革,属于企业自治、协商治理,应当是“软法”治理范畴。合规入法不是“条件-行为-后果”反向制裁的“硬法”立法模式,而是“合规-从宽”正向激励法律化的模式。“软法”意义上的法律化,既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公司法等正向激励的“软法”条款,又涉及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这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在法律化路径上,刑事法应立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完善刑事激励措施;公司法设立法定代表人前科登记豁免等合规从宽的行政激励措施,建立“检察罚”制度,完善刑事激励与行政激励衔接与配合的机制。然而,合规有效性标准以及监管、评估机制属于“最佳实践”,不宜通过正式立法的方式建立,应通过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来解决。

合规监管能改进企业合规吗?

合规监管员作为企业合规暂缓起诉协议(DPA)的一部分,其功能在于确保合规计划得到有效实施。基于对合规监管员的访谈和调查,结果表明现有的合规监管员机制远没有官方声明的那么卓有成效。为此,对合规监管员制度进行改革,应当将监管员纳入暂缓起诉协议中,对其职责等进行具体规定;监管员的选任应更加注重经验、能力和可信度,政府必须参与甄选过程。企业合规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监管员对公司的肆意妄为,倒不如说是监管员没有深入了解公司的文化。合规监管不能仅仅监管技术性合规,而是要注重改造企业文化。为了确保持久的合规,监管的目标应当瞄准将合规计划融入公司的运营结构和企业文化之中,以此为基础建构更加雄心勃勃、更加持续成功的合规监管。

检察环节行刑反向衔接类型化规则建构

行政犯从属性、独立性原理以及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奠定了行刑反向衔接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刑事责任型、线索移送型、合规不起诉型三种类型建构反向衔接规则。刑事责任型的衔接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化的刑事责任实现,检察机关应对行政处罚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性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程序性审查、协调归口以及后续跟踪落实职能。线索移送型的衔接本质上是行政违法线索移送,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可以监督但不干预行政处罚裁量,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对线索作形式审查,行政检察部门实质审查并开展监督。合规不起诉型的衔接本质目的是实现合规从宽互认和接续监管,检察机关对如何从宽处罚应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形式审查和跟踪监督。

刑事和解的历史解读与现代构建

刑事和解已成为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否值得推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外刑事和解的思想与实践在产生后,经过恢复性司法、被害人运动、调解、协商性司法等的发展,已具备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刑事司法经历了"无讼"、"轻刑"、"和合"等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影响到了我国近现代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经过理论上的整合,我国已经具备了刑事和解的理论根基,在现代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和解无疑具有缩小打击面、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等积极意义,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与原则。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相关的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将有关合理的刑事和解程序写入法典中,以规范司法实践部门的操作。

辅警犯罪认定难点及解决方法

我国法律对辅警主体地位的规定长期缺失,辅警管理制度的混乱,导致在现行体制下辅警身份尴尬、角色错位,甚至造成实践中辅警犯罪后适用刑法规制出现较大争议。我国应以辅警的客观现实出发,规范辅警的制度管理以明确的辅警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适时修改《人民警察法》,从法律层面确认辅警的法律地位,从而根本解决刑法对辅警"渎职"犯罪的认定难点。

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之建构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治理体系建构成为紧迫课题。建构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需要立足本国实践,充分吸收传统“慎刑”思想、“和”文化精髓,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着眼于立法与司法、实体与程序、行政与刑事、刑罚轻缓化与前科封存四重关系、八个维度,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科学、合理把握立法扩张与司法谦抑的互动关系,贯通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出罪机制,加强行政处罚前端截堵与不起诉后端治理的衔接,完善轻罪刑罚轻缓化与前科封存制度,全方位、立体化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

袭警罪行为构造的教义学解析

袭警罪的“暴力袭击”是积极、主动针对警察以及与警察人身紧密相连的物实施的有形力,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要求具备“突然性”。消极性、被动性挣脱等行为以及情节显著轻微的暴力,不构成袭警罪。袭警罪的情节加重犯需同时具备法定的手段和法定的具体危险。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警察的人身安全和职务行为,是具体危险犯。袭警罪是故意犯罪,需明知是警察,明知是辅警在现场协助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形成“执法共同体”的,可成立袭警罪。生理性醉酒不影响袭警故意的认定。行为人对警察职务行为合法性认识错误,不能阻却袭警罪故意的成立。袭警罪犯罪动机具有多样性,酒后滋事暴力袭警的应认定为袭警罪,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刑法规制

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成品油市场和资源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刑法的修改,成品油不再属于限制买卖物品,将非法经营成品油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已失去前置法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证经营成品油的行为合法化,只是保护法益从限制买卖物品的经营秩序转变为公共安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行为涉嫌危险作业、危险驾驶等相关公共安全类罪名。摆脱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路径依赖,并没有产生刑法处罚漏洞,反而使刑法规制顺应了上述保护法益变化的现实,规避了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弊端,促使危险驾驶罪、危险作业罪等轻罪治理体系合理化。

恢复性司法及其本土化改造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面对面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充当中立的第三方而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

恶意好评“捧杀”竞争对手行为如何定性

信息网络时代背景下,篡改浏览器、窃取流量、恶意好评和恶意差评等各种类型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和网络运行规则,也给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在类似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如何把握刑法解释规则、怎样有效应对破坏生产经营犯罪及相关犯罪的网络化动向,司法机关的意见并不统一。鉴于此,本刊与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遴选典型案件,共同邀请有关专家,就行为人恶意好评致使竞争对手商品被搜索降权案件中的争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涉案企业合规中单位与责任人的二元化模式

企业合规发端于美国,在理论上秉承“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司法实践却是另一番景象,广泛存在“既放过企业,也放过责任人”的情况。我国中小微企业众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家族色彩浓厚,企业与企业家密切关联,对于“放过企业”与“严惩责任人”,应当采取单位与责任人分离的二元化模式,以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为指针,以起诉必要性为基本标准,综合考量责任刑、预防刑和企业合规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三个因素,类型化地处理“放过企业”与“严惩责任人”的关系。

《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团体标准的把握及运用

企业合规的本质内涵是改造企业的治理结构、重塑企业的合规文化,这一本质内涵可以具体化为各种要素,进而形成规律性的共性指标。《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是国内首部关于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团体标准。在理解和运用过程中,需要把握评价标准与建设标准、技术指标与文化指标、正文与附件、中型企业与小微型企业、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等五组关系,并准确评价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合规风险识别、合规风险应对、持续改进、合规文化建设等具体指标。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基本构造及司法适用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具有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双重性。该罪的行为对象从解释论来说,是指已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当行为人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实施一个或连续多个行为同时侵害在世的和去世的英雄烈士,应整体评价为一行为,系想象竞合,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定罪处罚。该罪的行为方式及其情节应根据保护法益进行实质解释,并恰当处理与侮辱、诽谤罪及寻衅滋事罪的关系,准确理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意义和依据。

合规监管能改进企业合规吗?

在与美国联邦司法部(DOJ)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运用企业合规监管员已成为公司犯罪执法的一个共同特征。其作用是确保公司遵守和解协议的条款,通常要求公司停止其不法行为并制定和实施合规计划,以防止以后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