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阈下居住权的规则检视及体系构建

《民法典》物权编新设的居住权制度弥补了法律的空白,为相关物权纠纷的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立法规则较为简单。为有效应对未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民法典》居住权规则的检视,指出权利、义务的界定亟待明确、居住权消灭事由亟待细化、“法定居住权”规则亟待补缺、遗嘱设立居住权规则亟待解释等规则缺失问题以及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利益冲突等权利冲突问题,并以此提出完善、构建居住权体系的三个建议:1.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完善;2.法定居住权的填充;3.协调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利益冲突,以在《民法典》的基础上,配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六合区人民法院探索终局解决纠纷机制纪实

六合区在江苏省委提出的沿江大开发战略中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然而，随着沿江大开发的深入，各类矛盾也逐步凸显，特别是一些新型案件不断增多。针对此种情况，六合区人民法院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紧紧围绕“司法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轻罪治理视野下缓刑撤销的实践反思与司法判断规则——基于《刑法》第77条的展开

缓刑撤销既是一个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也是一个刑事实体问题。在轻罪治理体系中,缓刑撤销制度发挥着轻罪刑罚执行恢复和轻微犯罪预防的作用,是轻罪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当前缓刑撤销的司法实践存在普遍的同案不同裁现象,导致缓刑判决被任意撤销,极大地削弱了缓刑制度的政策价值,继而影响轻罪治理的整体效果。引发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缓刑撤销实体标准的模糊和程序规则的欠缺,另一方面在于缓刑撤销制度司法应用能力的不足。鉴于此,在对缓刑撤销情形作类型化界分的基础上,在实体法上以人身危险性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为支撑,厘清不同类型缓刑撤销的实质标准与适用条件;在程序法上构建独立的缓刑撤销程序适用规则。以实质标准厘清为基础,程序规则构建为保障,完善缓刑撤销制度,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轻罪治理视域下犯罪前科的制度重塑与消除限度

犯罪前科所引发的附随后果日益严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犯罪前科在犯罪预防、认定主观明知与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这种“破与立”的矛盾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消除犯罪前科,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因此,可以选择有限度的前科消除,并借鉴个人破产制度的多元免责理论为犯罪前科消除提供正当依据。同时,人身危险性理论也可以为犯罪前科消除提供实质标准。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为了消除社会隐患,需要从犯罪前科的制度构成着手,重塑犯罪前科制度构成要素,明确犯罪前科消除的必要限度,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适用规则的双向构建完善犯罪治理。

中国传统量刑内在价值与当代量刑机制之完善

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量刑制度改革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法院试行两个《指导意见》,有助于推进量刑规范化,但其理论基础、权力(权利)配置和程序整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实际效果反馈都面临一系列难题.为有效应对这些难题,应当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因此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公诉活动的严肃性,保证出庭公诉质量,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具体实施规范十分必要.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涉及商标犯罪的案件中,建议依据商标知名度本身的特点,以及刑法的最新发展理念,将知名度因素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同时,在考量过程中,要对驰名商标是否认定、知名度认定细节等问题予以注意.实现量刑公平是量刑机制改革的目的,而量刑公平的判断则是量刑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对犯罪应受刑罚的预期.改革我国的量刑机制应采用"量化与对话"的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传统人伦量刑观将儒家德礼、伦常等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在我国法制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继承和发扬传统人伦量刑观的合理因素,完善当代量刑机制,是传统法律文化和时代法治精神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美国量刑指南》是值得借鉴的域外重要经验,717号修正案是该《指南》近期作出的重要修改,进一步论证了《指南》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美国最高法院的系列案例,揭示《指南》适用过程中的两大主旨,对我国如何以量刑指导文件推进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中华传统行刑文化与行刑制度研究

中国传统行刑文化及行刑制度与儒家传统慎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蕴含于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如鼓励宽仁治狱;法、理、情相统一的囚犯教育感化制度;录囚制度等。文章旨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行刑文化价值核心及其对古代行刑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行刑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儒家伦理量刑观与当代伦理量刑要素法定化

传统伦理量刑将儒家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本文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家伦理量刑观,提出当代人伦量刑要素法定化主张。

中华传统行刑文化论纲

中华传统行刑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性,蕴含了许多合理因素。包括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行刑理念;恤刑悯囚的人本传统;法、理、情相统一的行刑策略;引礼入法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继承和发扬传统行刑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树立科学行刑理念,实现和谐行刑。

探寻中华行刑文明之路——兼论汉代与古罗马行刑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汉代和古罗马在古代都曾盛极一时,政治、经济均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法律文化也光辉灿烂。汉代和古罗马的行刑文化既有早期文明的共性,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应继承和发扬传统行刑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树立科学的现代行刑理念,以实现和谐行刑。

论股权与股东权

股权是股东对股份的所有权 ,是一种物权、财产权 ;股东权是区别于股权的一种社员权 ,是一种非财产权利。股权与股东权两者互相依存 ,但若将它们分离 ,则不仅不会破坏我国国家所有权在公司制改革进程中的维持 ,而且还能有效地维护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法人财产独立的特性 ,提高国家所有权在静态持有和动态运行中的效率 ,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朝真正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转化 。

刑事司法的谦抑性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当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足以控制某一行为时,就不要制定或适用刑法。谦抑性不只在刑事立法中适用,在刑事司法中同样适用。法官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刑法。

探索引入预重整“引导人”机制促进破产重整制度建设的思考

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到“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即利用预重整制度促进我国破产重整制度的建设。预重整程序下,一种类似准管理人的机制--“引导人”机制,在实务和理论范围内弓丨发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特邀调解和“引导人”机制均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面。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探析

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越来越呈扩大趋势，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原告资格限定为须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者，然而，当行政机关违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时，普通公民能否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益呢？本文探讨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紧迫性及可行性，并对如何构建该制度作了粗略的设想。

司法实践中对手机短信作为证据的认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使用移动电话发送和接收短信。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移动电话短信息作为证据的案件不断出现。移动电话短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进入了诉讼领域,对传统的证据形式提出了挑战。在诉讼中,如何对其定性是证据理论和实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对证据理论的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

浅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实体法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法律直接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对于保护环境利益、及时有效救济受害人有直接影响。该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从加重被告责任的角度,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加装了一道控制阀。但是,在把握举证责任倒置的同时,确立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以减轻原告举证的困难,为保护原告的利益设置加速器,也不可忽视原告应负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在一个具体的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是一对矛盾关系。本文对适当处理这对矛盾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法官认定被告所举证的证据应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了进一步阐述。

票据付款人及代理付款人在汇票结算过程中的审查义务

我国的《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规定》)等法律规定对票据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的审查义务有较明确的规定,但对这些规则的理解和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不尽一致。笔者结合具体案件,试对票据付款人及代理付款人的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从一起车辆丢失赔偿纠纷谈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

在主消费合同中,经营者为消费者附带提供停放车辆的服务,发生保管合同关系与附属型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的竞合。在附属型消费服务合同关系中,经营者对财产安全的保障范围应当包括接受服务以外的消费者自身财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