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网格化管理可持续性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2012年南京市委决定以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实践为基础,在全市各区全面推广实施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网格化模式能够应对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社会互动的网络化、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利益协调的常态化和矛盾化解的基层化,是南京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南京的网格化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缺乏社会自治,网格化具有较浓的政府主导色彩;缺乏资源保障,网格专业人才水平、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缺乏体制变革,网格化运行机制还不顺畅。为保证南京市网格化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实现网格模式的制度化、网格目标的人性化、网格主体的多元化、网格队伍的专业化和网格机制的智能化。

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南京江北新区是江苏省现代化示范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中积累了诸多经验做法。本文在总结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实践模式、分析亟待突破的重点问题基础上,提出打造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江北新区样本的建议。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经受住了各方面风险挑战,激发了社会活力效率,维护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回应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更浓的时代气息、更强的治理效能助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支撑。新时代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地位更加重要;二是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更加完善;三是从分散碎片到融合高效,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四是从局部突破到整体布局,社会治理内容更加丰富;五是从“三治融合”到“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多元。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社会服务供给中“市场机制”的认识误区、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

"福利性"是社会服务的核心特征,"效率性"是市场最大特点,但是社会服务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并不冲突,而是平衡政府责任与政府能力的答案。市场机制的应用主体可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应用环节应该贯穿于全过程,是整体性的,而不仅仅是政府购买服务。通过供求机制重新审视社会服务的精准性、价格机制重新审视社会服务的公平性、竞争机制重新审视社会服务的效率性、风险机制重新审视社会服务的有效性、利益机制重新审视社会服务的可持续性,能够发现市场机制应用不充分带来的种种问题。因此,社会服务供给中市场机制的优化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度优化,从碎片化政策到整体性设计;二是能力优化,从表面化应用到深入性整合;三是环境优化,从外部化支持到内生性动力。

准确把握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内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简洁凝练的“共建、共治、共享”三词,指明了未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实现路径,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定位,内涵着对全体人民意志的遵从,对全体人民参与权利的肯定,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敬畏.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纲领性指引.

积极老龄化战略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要求“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相关责任主体共同参与老龄化实践。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立足社区,有效整合老龄化相关责任主体的资源,并回应了老年人养老不离家的情感需求。兼顾专业化服务优势与情感需求是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最大优势,但仍面临着“制度建设、功能定位、运营成本、邻避效应”等困境,需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职能,有效结合来自于市场、社会、家庭的力量,提升嵌入式养老的服务效能。

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视角下的南京新型城镇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是继续推进城镇化,还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准确梳理南京新型城镇化历史经验,判定当前所处历史阶段,分析南京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苏南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出未来几年南京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预测及建议,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样有助于推动南京在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表率。

以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鸣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令。这一议题适应时代要求，显示了政府在继续深化改革和打击腐败等方面的决心，是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开拓。

中美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发展比较研究

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依法登记的专门为残疾人提供供养、托养、照料、康复、辅助性就业等相关服务的机构,具有服务型、社会性、专业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中美两国社会服务机构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趋势、项目化运营的趋势、机构融入社区的趋势和社会企业化的趋势。中美两国社会服务机构的差异突出体现在Found(成立)、Fund(资金)、Function(功能)三个方面,比较中美两国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目的在借鉴和学习美国残疾人机构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党政引领下的社会服务机构发展模式"。

“公私可比较”:中国公共部门职业福利制度发展趋势研究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职业福利发展框架不明确阻碍了其良性发展。公共部门因部门特性需要基于公共财政建立法定的、常规性职业福利形成机制。通过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职业福利改革的政策考察,发现我国公共部门职业福利正在由经验性的预算制向公私部门可比较式的市场调查制转变,法规补充型保险类福利转型顺利,但是其他类型的职业福利尚未明确转型思路,出现管理混乱,制度失灵问题。在市场调查可比较的福利生产机制引导下,公共部门职业福利的发展定位应该转向明确福利供给价值理念,理顺制度供给思路,引导福利项目的细化和长期规划性,关注职工个性化选择的需要,化解职工面临的社会风险等方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成要素与生成机制研究——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扎根分析

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最重要的载体场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构成要素与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人和地域性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天然性要素,但缺乏价值认同性、相互依赖性和行为约束性,这三者实质上构成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纽带、结构和制度。在“纽带-结构-制度”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提炼出社区治理共同体构成要素包括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价值、角色互补、平台互动、权责利平衡、内容契合、过程参与和执行有效,生成机制为纽带凝聚机制、结构嵌入机制和制度约束机制。研究结果启示,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需要从培育共同体纽带维度激活内生动力、从互利共生维度优化治理结构、从提高有效性维度完善治理制度。

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模式探析

通过对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普惠托育支持模式的核心是包容、投资与整合的“三I”托育支持模式,即综合运用包容、投资和融合的支持策略。从中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来看,普惠托育存在支持理念亟须更新、支持主体协作不顺、支持内容不衔接等问题。通过反思我国现有托育支持模式,剖析背后的问题根源,借鉴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模式的理念与经验,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内容优化和主体协同等4个方面为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系统启示。

突发事件中乡村治理的运作机制与秩序构建--以安庆市Y村为例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乡村秩序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制度嵌入、内生秩序、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社会过度人情化、科层制的仪式主义、治理手段的单一化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壁垒。可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性规则、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来维护乡村秩序。

共同富裕视域下国家福利权力与福利责任对应关系研究

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涉及国家的福利权力与福利责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尤其中央政府肩负着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国家福利责任,实现共同富裕更是其不懈追求。从应然层面,国家福利权力与国家福利责任相对应,但实然层面却出现了时间、空间、群体等不一致,呈现非均衡发展状态。未来应以完善“福利权力—福利责任”对应关系作为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以去身份化、去地区化、去中心化、去碎片化的政策体系推进实现社会福利公平正义价值,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残疾人就业服务精准供给的路径研究

劳动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能够助力残疾人真正实现平等、参与和共享。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残疾人就业服务,但是残疾人就业率偏低、就业层次偏低、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总体形势没有改变。残疾人就业服务精准供给就是在现有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下,通过服务"供给侧",对"需求侧"精准、高效的回应,破解残疾人就业的各种困境,推动残疾人就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残疾人就业服务的精准供给贯穿于全过程,包括需求识别精准、主体介入精准、原因分析精准、方法应用精准和效果评估精准。实现精准供给需要破解需求对接难、主体合作难、服务整合难和效果评估难等问题,并以创新性手段、协同性模式、整体性服务和专业性方式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的精准性。

不忘初心 守住初心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其中，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如：“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可以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习总书记此次讲话的一条主线。

“人是生产力”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传统至今,学术界都认为"人是生产力"是马克思的观点,并把人作为生产力的基本和第一要素。事实上,把人作为生产力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对此坚决持批判态度,认为"人是生产力"是对"人的贬低",是资本主义罪恶的始俑,是妨碍"人的解放"的思想根源。在经典作家中,最早明确"人是生产力"的是斯大林,但这是由一系列误解造成的。根据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探索,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能力",不是人本身。而且,人的这种生产能力可分解为:科学技术,生产工具,人的技能和体能等四个基本要素。其中,第一位的要素是科学技术,即邓小平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区域差异整合的实践及效果分析——基于1998年-2015年统计数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差异问题由来已久,尽管中央政府先后多次发文要求提升统筹层次,以期整合区域差异,但区域差异反而逐年上升。纵观1998年—2015年数据可知,养老金区域差异在绝对水平上表现为"中部陷落",即中部地区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相对差异而言,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性小于东部、西部,是缩小区域差异的积极因素,而西部地区是促进区域差异扩大的因素,因此应该重点关注调整西部地区内部养老金差异,同时提升中部地区养老金的绝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