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视野下社会管理法治及其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进路——以南京市江宁区社会管理法治化实践为例

社会管理法治化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都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随着社会管理法治化从理论命题到实践操作的深入,还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而如何来评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绩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基于地方法治建设视野下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践,就其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和基本路径进行一般性研究,试图为地方社会管理法治化实践构建一个能够测度和评价其效果的理论和实践思维进路。

城市文化对内传播的功能与策略探析

城市文化的对内传播是对外开展传播的基础。开展面向城市内部受众的城市文化传播活动,可以促进城市内亚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具有和谐、同化、传承和进化等社会功能。城市文化对内传播通常采用理念提炼、典型驱动、媒体动员和社区传播等策略。

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以南京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例

在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中,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法治保障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是很有限的,而层次较多且复杂的政策制度供给,其规制和激励的功能远不如法律法规那样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其调整的不稳定性、非长期性、非规范性、弱约束性以及无归责性往往导致具体政策缺乏约束力而无法落地实施。就我国现状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应该从增强法治意识、营造法治环境、完善法治规则、规范法治行为等方面去进行系统性构建。

南京试验“城市治理公众委员”

南京出台了全国城市第一部《城市治理条例》，并成立城市治理委员会，现又聘任由专家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和市民代表组成的45位公众委员，旨在群策群力为城市“治病”。

南京试验“城市治理公众委员”

南京出台了全国城市第一部《城市治理条例》，并成立城市治理委员会，现又聘任由专家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和市民代表组成的45位公众委员，旨在群策群力为城市“治病”。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表达: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区域发展从空间格局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独特贡献,是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摈弃了西方式现代化极化增长的弊端,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担负着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格局的时代使命。针对当前区域发展中以能力分化为特征的非均衡新趋势,应从构建空间耦合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四级联动的增长极体系、补齐欠发达地区能力短板等方面着手,系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兴则文明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作出了战略谋划和系统部署,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机制与战略路径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文化创意产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高端,不仅在内容和业态等方面对创新型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而且可以直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服务能级的提升。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积极响应、城市产业体系的优化以及城市创新体系的培育,驱动城市的创新发展。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体系的重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创意场域",促进文化创意阶层崛起,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生长,加快打造国际化的"创意城市"、"文化都市",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21世纪江苏省城市发展问题初析

江苏省是中国的发达省份之一，其城市发展迅速。本文在分析江苏省情、其城市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总结出城市化水平和重点，并对未来江苏省城市空间分布及城市化道路选择和全省城镇体系结构作了预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使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势在必行。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是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 ;改革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经济职能调整的核心内容 ;合理分权是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南京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分析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是一个地区经济进步的表现。本文对南京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发展演进过程及现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中发现了南京目前在产业结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二元经济结构较严重、重工业比重过高、技术含量不高等。

城市化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路径

当前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其中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概括。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办法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乡村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一揽子思路的总根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对策是从总体上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实行工农业和城乡平等发展战略 ;调整城乡生产要素的时空序列 ,发挥城乡社会文化资源良性互动的作用。

共建共享:走向更加系统多元的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作为一种城市自我调节机制,已成为城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常态化发展路径。为适应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城市更新正在从一元目标指导转向与民生幸福和生活品质紧密相关的多元目标平衡,除基本的物质空间改善之外,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社会经济文化更深层次的综合要义。新形势下,需要深入探索如何强化系统性更新理念和融合创新思维,借助多元力量共治共享有效推动更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通过构建新空间、新产业、新动能、新环境、新面貌,让城市更有活力、社会更加公正、人民更加幸福。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传统风险传播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利益关系人”对切身利益受损更为敏感,“内卷”环境更易产生“愤怒因素”并导致“风险社会放大”,传播迟缓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更大的社会风险。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险传播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政府相关部门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控制”与“引导”能力受到了较大限制;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模式不仅容易导致传播失效,还会激起民间舆论反弹,降低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可能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相关政府部门应尊重“利益关系人”的主体地位,第一时间公开发布风险信息,通过与“利益关系人”开展对话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化解风险。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下南京江北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路径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完善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国家发改委发文原则批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南京-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南京都市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升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能级与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相辅相成互相成就。作为中心城市核心新城区的江北新区,亟需多维度扩大和提升中心城区的功能,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际大循环的开放门户,以国际视野向现代化新主城迈进,助推南京引领“南京都市圈”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北翼强核心。

论城市治理法治的价值塑型与完善路径

以现代城市建设的视角看,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诉求和需要,因此有了从强调城市管理向强调城市治理的内生动力。城市治理法治的关键也应该且必须是良法善治,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内涵在现代法治精神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追求之中。在战略回应上,用法治思维分析城市治理的现状与问题,用法治规则保障城市治理的私权与公权,用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的矛盾与诉求,用法治指标评价城市治理的效能与成果;在完善路径上,要从物本向人本转型,完善城市治理法治的能动机制;从官本向民本转型,完善城市治理法治的主体机制;从政策向法制转型,完善城市治理法治的规则机制;从无限向有限转型,完善城市治理法治的分担机制;从战术向战略转型,完善城市治理法治的统摄机制。

社会管理法治的系统性结构及其实践进路

社会管理法治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无疑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面向,社会管理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系统性结构需要建立在系统认知的基础上,它包含了社会管理法治的意识、制度和行为三大要素系统,遵循着系统与整体、民主与开放、特殊与普适、静态与动态、可达与操作的实践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社会管理法治的实践进路。

江苏城市管理执法体制的现状及改革路径

江苏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江苏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路径:完善城市管理执法的规则体系、结构体系及运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