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创新人”:中国教育回避不了的世纪挑战——吴康宁教授专访

“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复杂性、不确定性、易变性的今天,以创新应对变化成了一种必然选择。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愈发凸显。如何培养“创新人”也就成了中国教育回避不了的挑战和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康宁教授以其学术责任感与学术敏锐感开展我国“创新人”的培养的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吴康宁教授就“创新人”的核心概念、“创新人”的培养以及中国本土语境下“创新人”的培养作了阐述。

以多样化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创新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人类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不适应性也日益突出。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新教育形态,有的国家甚至斥巨资推动探索性实验。在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下,越是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能够延续下去的概率就越大。我国中小学过度同质化,是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潜在危机。尽快以多样化的教育改革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创新,是我们面对即将到来的生产方式巨变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教育发展战略性抉择。

重提一个命题: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以“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为例

研究国家课程,不仅要研究国家课程本身(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等),而且要研究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审视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实施、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倘若实施效果不佳乃至较差则究竟是何原因等。笔者近三十年前曾提出“课程的实践命运”这一命题(其确切表达即为“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并对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教师因素与学生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现在重提这一命题,认为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学校内部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作为课程施教主体的教师及作为课程学习主体的学生;其影响分别体现为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教师对国家课程的“内容重组”、学生对国家课程的“文化反应”。在三十年前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指出不论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校长都对国家课程在本校课程系统中的实际地位进行着事实上的“赋予”。这是我们认识、审视及反思国家课程实施乃至国家课程本身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常识。这意味着,国家课程在学校中安身立命并非易事,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国家课程本身需要边实施、边反思。

秉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理念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教育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提出,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效贯通、一体推进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科技、人才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基础支持、战略引领和文化反哺的重要作用。应秉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理念,坚持创新驱动、一体发展、自主体系建设和高质量推进的基本理路,在强化科学教育、补齐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短板,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和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弘扬有益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教育文化等方面形成着力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教育基础。

解放校长与教师是教育创新的首要前提

解放校长与教师是教育创新的首要前提,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解除禁锢校长与教师大脑的思想枷锁,为教育创新提供宽松的思想环境。对教育创新而言,最主要的思想枷锁是对“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这一教育使命的片面解读。其二,解开束缚校长与教师手脚的制度绳索,为教育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是依法治教,不要让学校成为“无限责任公司”。其三,解脱扰乱校长与教师心态的评价羁绊,为教育创新提供积极的评价支持。教育评价应有助于校长与教师心无旁骛、凝神聚气地思考与解决真实的教育问题,琢磨与推进教育创新。

“后工业时代”的教育大变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世界教育发展,我们也能看到,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要变化,人类教育正面临一场历史性巨变。

高质量教育公平——新时代教育公平国家战略引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致力于教育权利的普及到服务于教育效率的提升,再到将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国家对教育公平的制度安排不断升级深化。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的时代课题,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强调的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促进教育公平的时代任务,需要我们将教育公平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思考。为此,本研究提出“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举形成两翼,致力于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描绘了面向2035教育强国建设和第二个百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教育公平蓝图:注重品质的公平本质、深入微观的公平形态、广及省域的公平范围和拓向世界的公平视野。作为国家战略的高质量教育公平,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教育回答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基点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称为“教育家”

区别于“教育工作者”这一概念,汉语中的“教育家”是对极小部分教育工作者的一种尊称。教育本身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教育家说到底必须是教育实践方面而不必是教育理论方面的“家”。单纯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单纯的教育学者很难称得上教育家。教育家应该是教育实践领域中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不论官方授予称号还是民间赋予称谓,都需要考虑人们心中的那杆秤,需要顾及现实语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接受心理”,不宜过于随意,门槛不宜过低。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具有“教育家天赋”的人在良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中通过长期教育实践的滋养、锤炼乃至考验“生长”出来的。作为教育实践人才金字塔之塔尖部分的“教育家队伍”的规模十分有限,“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教育家”这样的说法有罔顾可能、用力过猛之嫌。在认识、判断乃至推动教育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上需要有足够的理性。

“双减”政策施行的结构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城市家庭参与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

受众理解、接受和遵从政策的程度事关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家庭作为受众单位之一,在政策落实和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城市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城市家庭的教育实践深入于当前的改革背景之中,不同家庭对“双减”政策的认识情况、执行态度和行为参与均存在差异,并且蕴含深刻的文化逻辑和阶层烙印,初衷良好且目标明确的“双减”政策在取得一定减负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教育公平风险。究其原因,“双减”政策执行深受家庭背景、国家制度、教育和文化多种结构性因素制约,建议从坚持教育政策引领、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合理转型四个方面对“双减”落实困境进行纾解。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的意蕴、特性和实施

新时代加强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是提高学生技术与工程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教育内容与结构、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具有通识性、实践性、结构性、综合性等特点。中小学实施技术与工程教育必须处理好技术与工程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技术教育与工程教育的关系、技术与工程教育与业界之间的关系等,从而为高水平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奠定基础。

以“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回应时代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推进教育公平发展标定出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教育公平展现出一系列新内涵、新特征:战略引领上,从突出量的普及转向强调质的提高;实践推进上,从突出资源中心迈向强调人民中心;价值实现上,从突出社会公平走向强调共同富裕。新时代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突出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公平不足与质量不高,城乡、区域、校际、群体教育差距明显,不利于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有必要转换思路,及早明确并推进旨在解决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发展、创新、改革及治理等在促进新时代教育公平中的重要作用。

“被抛放”的儿童:审视与反思

“被抛放”是儿童的一种常态性生存遭遇。儿童自出生那天起便被成人“抛放”到世界,且在其后的成长发展中一次又一次被成人“抛放”到给定处所。成人是“抛放者”,儿童是“被抛放者”。这就先验地注定了儿童是弱者。儿童“被抛放”到给定处所之日,便是给定处所中的成人对儿童提出要求、施加特定影响开始之时,也是儿童应对给定处所中的成人要求开始之时。根据儿童的文化适应和儿童的意志特征这两个维度,可将“儿童的应对”大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九个分支类型。面对“被抛放”的儿童,审视儿童“被抛放”之后的应对,成人应当深刻反思。成人对儿童应当怀有起码的怜悯,善待儿童;应当感到深深的歉疚,疼爱儿童;应当担负起不容推却的责任,最大限度地优化儿童被抛放于其中的给定处所的人文境况,使原本并非儿童自主选择的给定处所最大限度地适合儿童成长发展。

论培养“创新人”

创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事实,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有与生俱来的创新的欲望和潜能,“创新人”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可能的创新人”转变为“现实的创新人”是人的发展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教育需要激活学生创新的欲望和潜能,引导学生创新的动机和方法,“培养创新人”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解放教育主体是教育创新的首要前提,面向所有师生是教育创新的应有取向,坚持自主探索是教育创新的必由之路;以培养创新人为己任的教育自身也得是创新的,“教育创新”是培养创新人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