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应有理念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中寻找理论支援。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应当确立正确的法治社会理念,要从社会必然性的层面,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命题中理解法治社会,要在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意义上,将社会作为法治的主体来理解法治社会。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要树立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重要主体的意识,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推进将更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实现传统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去行政化。

纠纷解决与美好生活--转型中国司法的政治意涵

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多发以及法院系统内日趋尖锐的"案多人少"矛盾,当下中国司法不仅日益强化了以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为整体目标导向的司法政策,而且也更加突出"结果"在评价纠纷化解活动时的权重和地位。由此反向塑造法院的纠纷化解实践,所带来的不仅是纠纷解决过程中"规则退隐"现象的加剧,而且也削弱了司法裁判输出价值认同和意义资源的能力。这既不利于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与权威的提升,也不利于通过司法建构美好生活的能力践行。因此,要重新塑造法院之于社会的整体功能,意识到转型中国的司法不仅要有效地处理纠纷,恢复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也要通过纠纷的处理来达成多元价值和利益的基础性共识,进而整合起秩序重建所需的基础性社会资源;更要开启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并努力以司法的日常实践来推动和塑造有德性的公民以及更有尊严的生活。

中华传统法律激励思想的挖掘与启思——以“赏”为对象的考察

中华传统治理理论和法律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激励思想,可资今治。中国古代“赏”的概念、观点与实践是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赏”蕴含了权力结构、治理目标、利益内容,具有非人格性、国家制度属性和“功利”色彩。对时情世情的不同观点塑造了中国古代对“赏”的制度实践的不同态度,思想先贤们形成了不赏、少赏、厚赏等不同主张,但信赏之治是其中明确而稳定的主题。中国古代“赏”的思想和制度实践为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与法治理论提供了一些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电子诉讼潮流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应对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将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应用于民事诉讼的电子诉讼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行并将继续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电子诉讼。电子诉讼的推行,对传统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程序运行甚至诉讼场所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电子诉讼的推行需要立法予以认可和规范,我国应该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方式,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电子诉讼行为、电子送达、庭审的电子化、证人与鉴定人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案卷的电子化等电子诉讼内容进行全面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