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路径

大学生"村官"职业伦理教育是项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亟待结合村官的应然要求与大学生"村官"的实然特点,在职前、岗前、职中采取有效的教育方法切实而行。进一步强化高校的职前教育,切实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及就业指导教育工作;细化人事部门岗前的政育、德育、智育培训,引领大学生"村官"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导向;完善职中业绩奖惩量化体系和帮扶机制,规范与促进大学生"村官"实现其职业理想,这些措施是促进大学生"村官"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路径。

政府管理的道德诉求

在当代政府管理过程中,人们已普遍意识到道德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针对现存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各种问题,道德诉求作为政府管理追求的应有境界,将成为政府管理道德化、建立道德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尤其在科技高速发展、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构建新型公共领域的今天,更要求现代政府不能单纯地依靠技术进行管理,而是要将技术、制度、伦理共同维系进行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者们不断开创适应时代要求的伦理学研究新局面。伦理学理论体系从无到有,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日趋完善,伦理学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国内外学术交流成绩斐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但是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可谓是硕果累累的学术丰收期。

高校感恩文化建设的实效路径

当代大学生感恩言行缺失现象较为普遍,导致高校感恩文化建设形势严峻。通过"广泛学习感恩文化知识,培养大学生感恩意识;精心营造感恩文化氛围,激发大学生感恩情感;周密部署感恩文化活动,搭建大学生感恩平台;规范感恩教育奖惩制度,引领大学生感恩行为"等四条路径,可提高高校文化建设的实效性。

日本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化:成因、治理及其启示

校园欺凌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普遍性存在的社会问题。日本校园欺凌现象同样由来已久,并且已经社会问题化了,具有高发生率和高危害性的特征。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社会问题化,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其教育病理诱因,还有其群体行为构造。为此,日本主要通过法制路径处置校园欺凌、强化学校德育预防校园欺凌、借助协同治理应对校园欺凌。研究并反思日本校园欺凌的成败得失,对于我国校园欺凌现象的治理无疑具有启迪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高校社团文化的德育价值

社团文化的德育价值包含社团文化在隐形德育、主体性德育实践中的价值及社团文化对高校德育科学化的隐含价值等三个主要层面。研究高校社团文化的德育价值,有助于社团文化本身的内涵提升,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社团文化与高校德育的有机融合,更有助于高校德育的科学化探索。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论列宁三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思想

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即全球化思想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发展论、帝国主义论、世界革命序幕论、两制全球联系论等内容。它的构建分为早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三个阶段,在内容上又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经典著作中:早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论著中的全球化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的全球化思想,十月革命后关于苏俄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著作中的全球化思想。这些全球化思想对于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钱学森之问”是转型阶段的社会之问——兼与《“钱学森之问”的内涵、实质及其效应》作者商榷

"钱学森之问"之所以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是钱学森个人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中国当下社会转型阶段全社会都理性思考的问题。表现在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上,现在的"钱学森之问"已不再是简单的"钱学森的问"的问题,比较《对"钱学森之问"的进一步追问》和《"钱学森之问"的内涵、实质及其效应》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高级人才"并非是个独立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杰出人才产生的应有规律。所以,社会化、时代化之后的"钱学森之问"才有研究价值。因此,如果钱学森个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转化成社会和时代问题,那么据此展开对中国教育模式的研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党执政理念创新的动力,党执政理念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党的执政理念创新需要以历史发展与实际国情的基本条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规范,通过阶级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合法性创新,组织化向制度化转型的有效性创新,资源整合变革与调整的功能性创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党执政理念的系统性创新。

论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即全球化思想的三大理论渊源

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即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有它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它的形成,离不开作为其理论基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化思想即世界历史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列宁全球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而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则是列宁全球化思想不可忽视的来源之一。

民办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难点及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是时代赋予民办高校的历史使命。在和谐校园建设中,民办高校有不少公办高校所没有的问题和困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应对,努力做到以健全领导体制求和谐、以发展求和谐、以关爱求和谐、以育人求和谐、以稳定求和谐。

重新审视日本公民馆:历史谱系、目标偏差与功能错位——兼论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向

公民馆是二战之后日本实施社会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基础设施,遍及日本各地的市镇街村。从其历史谱系来看,公民馆承担着实施社会教化、提供社区服务和促进终身学习等职能,在养成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但是,由于错误历史观的引领和右翼势力的干扰,国家权力与教育权力的价值取向扭曲及目标偏差导致公民馆出现了功能错位。借鉴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的公民教育要进一步拓展公民教育空间、完善公民教育内容和创新公民教育方式。

论“以太”说的现代认识论意义

“以太”说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科学的萌芽、起步、发展和巨大进步,科学家们和思想家们借助这一学说所做出的科学创造和种种学说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本文从整体、辩证和诠释学等方面分析了“以太”说的发展及其所蕴含的现代认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亦是中国传统文化吸纳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后的变迁、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现代化历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未来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实现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共进。

论耻感生成的主客观条件

主体心中之善是耻感生成的主观条件,及时恰当的社会评价与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培育与激发主体心中之善的基本社会因素。耻感生成的主客观条件的研究,对加强个体耻感的培养,激发主体善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西方契约论的两个传统:自利与非自利

西方契约论大体有两个传统:一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哥梯尔发展形成的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是基于谈判各方立足自身利益经谈判所制定的契约或达成的共识,自利理性是唯一的理性原则。二是从卢梭到康德再到罗尔斯、斯坎伦发展形成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原则是由平等自由的个体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或理想达成的共识所决定,自利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原则。应该说,这两种传统都试图证明或预设某种终极的价值,但每一种价值本身却又无法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因而,二者都无法回答规范伦理学中"什么使一个行动成为道德的行动"的问题,而斯坎伦所指出的"他人无法合理的反驳"则为我们指出了未来道德共识的可能路向。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他充分认识到加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并且提出了如何搞好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嬗变的背后--对“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分析

政党政治运行的载体是政党组织。自政党问世以来,其组织形态就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推动政党变革。面对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政党变革已成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分析及消解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克服困境,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合法性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转型陷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出现的三个主要困境。以信仰体系为价值定位,从公信力与政治诉求、分配制度与发展模式及利益与社会失序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现代化困境的成因,以合法性、经济体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社会治理改革为基点,为消解现代化困境提供思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