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大学的转型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多维的、漫长的过程。从早期的教学型大学到后来的研究型大学,再到今天的创业型大学,变化的不只是大学的职能或功能而是范式,即大学的核心价值和行动准则。从历史上到现实中,无论教学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都蕴含有创新创业的因子,但受到时代精神和局限条件的约束,教学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重,研究型大学偏好基础研究,创新创业的重要性被遮蔽或难以凸显。今天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以高深知识向应用转化为进路,大学的创新创业行动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一种兼容本科教学和基础研究并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大学——创新创业型大学正在兴起,"创新创业"作为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

对高等教育中问责与绩效评价的反思

近年来,受证据主义和循证研究的影响,高等教育中以测量为基础的问责和绩效评价愈来愈流行,最终以绩效评价为核心的问责制成为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问责制和绩效评价满足了利益相关方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切,也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实质上,以测量为主要方式的绩效评价和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问责制强化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以及高等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性,而忽略了高等教育之于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重要性。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品质的优劣而非知识的多少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基于此,无论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是世界一流大学都应强化教育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塑造,而不能只是满足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

大学落后于时代了吗？——技术的视角

大学的发展、变革与技术的变迁、进步密切相关。近代大学的复兴以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出现为基础。19世纪以来,研究型大学体制的形成更是完全得益于印刷与出版技术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的出现,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颠覆了印刷技术对于知识生产、传播的垄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技术和制度环境,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学需要适应持续不断的技术变革以实现自我的革新。面向未来,在从传统大学向数字化大学转型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唯有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避免大学实体的消亡并保持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独特性与卓越性。

高等教育研究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面临三个主要的挑战,其一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经典文献所依赖的高等教育事实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但以此为基础的理论依然难以更新;其二是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没有合适的理论为此提供引领;其三是受"中心-边缘"范式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将美国经验或模式理论化的风险。面对挑战,高等教育研究必须从当下的高等教育实践出发,更新关于高等教育性质和地位的认知,基于新的事实对旧的理论进行检讨,并努力发展新理论。尤其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理论建构要摆脱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无法脱离"社会"而达致"科学"。

后学科时代的高等教育学

随着知识大融通的不断加速,学科的交叉、融合及边界跨越成为大势所趋。高等教育系统处在从学科时代向后学科时代的转型中。面对后学科时代来临的挑战,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需要更新对于学科及其建设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知也需要调整。在后学科时代,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突破学院学科的束缚,成为“心智的训练”和遍及所有学科的“知识网络”,以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实践的改进。

公民的养成：在政治与教育之间

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资格,既有享受法定权利的正当,也需要习得与作为合格公民相匹配的能力。公民的养成既需要政治的教化也需要学校的教育。政治的教化赋予公民身份以政治合法性,学校的教育则奠定公民身份的道德底蕴。从"关于公民的教育"到"为了公民的教育",学校公民教育与政治教化既存在一致性又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组织与制度设计上,学校的发明原本是为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非意识形态的灌输;但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学校教育又是政治教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公民教育指向人的政治社会化,天然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学校空间过度的政治化又会压抑人的天性,不利于人性的培养。基于此,公民的养成需要保持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平衡,学校的公民教育既要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又不能有违"通过教育让人成为人"的初心。

什么是好的本科教育

我们时代对于卓越的追求成为一种文化。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作为卓越的一种标识或象征,“世界一流”成为各国政府对于大学的新期待。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为突显政府对本科教育的重视,近年来我国本科教育也被冠以“一流”或“高水平”,相关计划也称之为“拔尖”或“卓越”。似乎唯有如此,才能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之类的话语实践相匹配。但事实上,本科教育与作为机构的大学以及作为知识生产与分类“单位”的学科不同。

“推进一流本科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理念、路径与方法(笔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高度重视本科教育。"推进一流本科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是要理解本科教育的本意,从不同维度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本科教育""什么是好的本科教育""如何推进一流本科教育"等问题。从宏观层面看,本科教育的使命是为了促进每一个大学生"成才"和"成人"。从现实需求看,一流本科教育不可忽视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按照学科标准、职业标准和学生标准对专业进行重新分类,为跨学科专业设置、新工科建设以及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开辟理论空间。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培养目标不明确,面临学术型与应用型的抉择。好的本科教育需要基于本科生"关键能力"的培养,彻底消除他们对于专业的陌生感,满足他们对于理智的好奇心,撤除横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藩篱并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精神。具体来说,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教"与"学"的统一,需要一流的投入和一流的教育管理,需要在教学改革中侧重技术层面的突破。一流本科教育不是一流大学的"专利",不是"一类本科",没有固定模式,更不能盲目追求学术GDP。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在"一流本科教育"中要结合学校特点和办学实际,做出异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现实抉择。作为一类特殊性质的高校,中外合作大学在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过程中,要在引入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强调对相关资源的消化、吸收、融合、创新,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中国“清考”制度的缘起、问题与治理——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反思

"清考"制度作为一种毕业前补考制度长期存在于高校。"清考"制度产生的目的是解决高校诸多现实问题,包括"重选拔,轻淘汰"传统的缺陷、"量体裁衣"式管理模式的失灵、绩效问责的压力、消费主义教育观的诉求。但是,"清考"制度侵蚀了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危害了高等教育公平,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对此,政府需要减少绩效问责,尊重高等教育自身规律;高校需要完善淘汰分流制度、重修制、考试的"反馈链",保障教育质量;学生需要超越消费主义教育观,回归教育本真。

大学的范式危机与转变:创新创业的视角

随着经济-技术范式的变迁,研究型大学面临范式危机。在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里,为强化知识的应用,研究型范式需要向创新创业范式转型。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创新创业型大学居于"中枢"地位,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当前在不同社会体系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创新创业型大学面临不同的境遇。但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出发,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变将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大方向。

创新创业与大学范式革命

在理念和制度上,创业型大学是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原型。受创业型大学致力于"创业"的影响,"创新创业"也被视为创新创业型大学的一种新职能或新使命,但事实上创新创业之于大学的价值和意蕴远不止于此。在基于知识的经济社会中,创新创业成了大学合法性的新来源,创新创业是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而不是新职能。为满足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所有大学都要从旧范式向创新创业新范式转移。作为"创新创业"的一部分,大学在推动自身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既要克服旧范式残存的制度惰性,也要应对新范式可能引发的观念冲击。

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与大学转型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大学面临着创新创业的挑战。一方面大学担负着创新创业的使命,需要通过创新创业行动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自身也需要'创新创业',即转型发展。如果大学自身无法实现从教学型、研究型向创新创业型范式的转变,那么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将缺乏组织与制度层面的保障。同样,如果没有创新创业活动的普遍开展,则难以激发出大学自身的创新与创业精神,并最终促成大学发展范式的转型。'创新创业'既是大学转型的内部动力,也是大学转型的最终目的。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结构要素与行动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构化嵌入、变革性赋能与功能性耦合,为教育事业的数字化转型、系统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教育数字化转型由此成为适配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组织系统“价值理性”的系统性融合工程。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以厘清其目标价值导向为立足点,以明确其核心内容要素为着眼点,以优化其内部组织结构为落脚点,以强化其外部配套体系为保障点,进而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组织系统的全方位耦合、全过程升级、全系统优化与全领域发展。为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由理念创新走向全面建构,需突出目标导向,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政策供给;明确核心要素,抓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任务内容;优化内部结构,强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夯实外部保障,完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配套性支持体系。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机理和实践策略,将助力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重申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从体制切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政策的主流话语,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被遮蔽。重申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意在强调改革必须关注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体制"本身"。对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体制问题难以回避,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深化体制改革既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动摇。

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年轻化”

传统上,大学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组织。一所卓越的大学至少需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积淀。但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技术范式的变化,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得益于政府的重点建设和学术锦标赛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开始超越那些老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群体中的翘楚和新贵。整体上,世界高水平大学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时代年轻大学的迅速崛起反映了大学的发展正在"加速"。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大学还是年轻的大学都需要为了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而持续变革。

重审大学发展范式

在不同时代大学有不同的发展范式。大学发展范式的核心是决定什么对于大学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抑或将何种价值放在大学事务的中心位置。发展范式变迁既是大学发展的动因也是大学发展的结果,既意味着大学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则也意味着对这种规则的遵守所要导向的目标。我们时代有多种大学发展范式共存,但对于符合时代需要的范式的选择,决定着大学能否实现卓越。就像在研究至上的时代,教学型大学难以实现卓越,在创新创业的时代,研究型大学要实现对于卓越的追求,也需要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变。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的综合化

当前,沿袭"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的逻辑,"双一流"建设高校也被"身份化"。现有政策框架下,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就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这种政策设计强化了高峰学科的重要性,使原来属于单科性大学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占据优势,客观上抑制了大学的综合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那些在一所非一流的高校里"一支独秀"的学科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那些只在极少数学科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学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显著特征是植根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则是诸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世界一流。基于此,"双一流"建设应以大学的综合化为基础,不宜过度强调一流学科"点"的建设。

“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建设理工化问题及对策

一流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一流学科建设中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在比例上严重失衡;此外,还存在以理工化思维与手段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倾向。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一流学科建设应适当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数量,并根据不同的学科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基于学科属性的差异,科学设定学科动态调整和成效评估周期。在"双一流"建设实践中一流学科建设应系统思考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整体布局并根据学科间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行动逻辑。

人才竞争、资源配置与理念重审: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思考

当前"双一流"建设面临三个关键的约束,一是人才竞争,二是资源配置,三是理念重审。受排名体系影响,人才过度竞争以及频繁的绩效评价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导致大学发展的"虚假繁荣"。为了在排名竞争中胜出,重点建设政策使得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愈来愈不均衡,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有"断裂"的风险。此外,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经典理念之于大学发展的价值需要重审。在教育理念逐渐"全球本土化"的背景下,人才和资源成为"双一流"建设的"硬约束"。为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系统,"双一流"建设的规模必须适度,并进行"总量控制"。

从正当到胜任: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进路

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求。作为大学学术治理的最高机构,学术委员会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本身的胜任力。在当前以推进学术民主为主的制度设计下,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侧重"代表性",学术决策实行"票决制"。这种制度设计满足了学术民主的需要,提高了学术治理的效率,但在学术治理的专业化方面尚有欠缺。高校学术委员会若要在大学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必须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专业化建设,确保参与学术决策的委员及委员会自身的胜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