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大学的转型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多维的、漫长的过程。从早期的教学型大学到后来的研究型大学,再到今天的创业型大学,变化的不只是大学的职能或功能而是范式,即大学的核心价值和行动准则。从历史上到现实中,无论教学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都蕴含有创新创业的因子,但受到时代精神和局限条件的约束,教学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重,研究型大学偏好基础研究,创新创业的重要性被遮蔽或难以凸显。今天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以高深知识向应用转化为进路,大学的创新创业行动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一种兼容本科教学和基础研究并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大学——创新创业型大学正在兴起,"创新创业"作为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

大学落后于时代了吗？——技术的视角

大学的发展、变革与技术的变迁、进步密切相关。近代大学的复兴以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出现为基础。19世纪以来,研究型大学体制的形成更是完全得益于印刷与出版技术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的出现,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颠覆了印刷技术对于知识生产、传播的垄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技术和制度环境,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学需要适应持续不断的技术变革以实现自我的革新。面向未来,在从传统大学向数字化大学转型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唯有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避免大学实体的消亡并保持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独特性与卓越性。

公民的养成：在政治与教育之间

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资格,既有享受法定权利的正当,也需要习得与作为合格公民相匹配的能力。公民的养成既需要政治的教化也需要学校的教育。政治的教化赋予公民身份以政治合法性,学校的教育则奠定公民身份的道德底蕴。从"关于公民的教育"到"为了公民的教育",学校公民教育与政治教化既存在一致性又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组织与制度设计上,学校的发明原本是为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非意识形态的灌输;但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学校教育又是政治教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公民教育指向人的政治社会化,天然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学校空间过度的政治化又会压抑人的天性,不利于人性的培养。基于此,公民的养成需要保持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平衡,学校的公民教育既要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又不能有违"通过教育让人成为人"的初心。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结构要素与行动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构化嵌入、变革性赋能与功能性耦合,为教育事业的数字化转型、系统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教育数字化转型由此成为适配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组织系统“价值理性”的系统性融合工程。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以厘清其目标价值导向为立足点,以明确其核心内容要素为着眼点,以优化其内部组织结构为落脚点,以强化其外部配套体系为保障点,进而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组织系统的全方位耦合、全过程升级、全系统优化与全领域发展。为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由理念创新走向全面建构,需突出目标导向,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政策供给;明确核心要素,抓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任务内容;优化内部结构,强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夯实外部保障,完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配套性支持体系。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机理和实践策略,将助力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重审大学发展范式

在不同时代大学有不同的发展范式。大学发展范式的核心是决定什么对于大学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抑或将何种价值放在大学事务的中心位置。发展范式变迁既是大学发展的动因也是大学发展的结果,既意味着大学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则也意味着对这种规则的遵守所要导向的目标。我们时代有多种大学发展范式共存,但对于符合时代需要的范式的选择,决定着大学能否实现卓越。就像在研究至上的时代,教学型大学难以实现卓越,在创新创业的时代,研究型大学要实现对于卓越的追求,也需要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变。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的综合化

当前,沿袭"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的逻辑,"双一流"建设高校也被"身份化"。现有政策框架下,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就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这种政策设计强化了高峰学科的重要性,使原来属于单科性大学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占据优势,客观上抑制了大学的综合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那些在一所非一流的高校里"一支独秀"的学科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那些只在极少数学科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学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显著特征是植根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则是诸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世界一流。基于此,"双一流"建设应以大学的综合化为基础,不宜过度强调一流学科"点"的建设。